1927年武汉会议间隙，陈赓婚后见邓颖超就躲，背后五年之约与“三响头”旧账
走廊的窗子半开着，热风从江面吹进来。陈赓站在阴影里，一只脚已经探向楼梯口。那边邓颖超正笑着往这边走，他眼皮一跳——转身就跑。
“你干嘛躲颖超同志？”声音从另一侧传来，是周恩来。他手里还夹着一份文件，目光带点打量。
陈赓愣了两秒，小声嘀咕：“不是躲她……是躲你。”说完自己都觉得脸上发烫。
要解释清楚，还得翻到几年前的上海冬天。那会儿他才二十出头，从湖南出来没多久，被派去平民夜校教文化课。有个女学员叫王根英，比他小三岁，人瘦瘦的，说话快，有股不服输劲儿，在工人运动圈子里已经有点名气了。
他们第一次吵起来是在课堂上——一个讲农运，一个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你一句我一句，把黑板当成战场画图比划。据后来同学回忆，下课铃响了俩人还杵在讲台前互怼，不过下课后的茶水间，他们又能并肩蹲在煤炉旁烤馒头。
王根英曾私下提过，她小时候被家里定了娃娃亲，一直想退掉，可家里死活不同意。这事搁别人耳朵里也就是叹口气，可陈赓偏不，他直接跑到她父母面前谈理想、谈自由恋爱，还带着夜校印的小册子当“教材”。结果当然是被轰出来，但第二天又去，这次拎了一袋桂花糖藕，说是给老人补补身子；第三天再去，又换成腌笋干。一连折腾下来，王家老两口终于松口，那桩娃娃亲算是散了。
这事让王根英对他的看法变了，不过她还是留了一手：“等我五年，我要读书。”这一等，就是1922到1927，中间北伐炮火、政局翻覆，两个人各自忙得脚不沾地，也没怎么联系过。
再见面是在武汉，中共五大召开，会场外满是潮湿的木地板味道和油墨味。他已经成了黄埔一期出身、打过东征北伐的军官，她依旧穿布衫短发利落，只多了一分沉稳。他递过去一只纸燕子，上面写得直白：“我爱你，现在郑重求婚！”
纸条很快被贴到了墙上，不加批注，就那么晾在那里。他又写第二张，更急切些——照样贴墙；第三张，同命运。有年轻代表揶揄：“这是答应还是拒绝啊？”陈赓倒不怕丢脸，“没反对，就是让大家作证。”
晚上，他被周恩来叫过去训话。“追姑娘不能像攻城，”周说，“你这是强攻，人家当然受不了。”但“五年之约”就在眼前，他哪肯放弃？最后急红眼放话：谁帮他追到，就磕三个响头谢媒。这句玩笑，被路过的邓颖超听进去了。
几天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找到了王根英。据后来《回忆周恩来同志》里的记载，那次谈话很长，她说自己不是不同意，而是不喜欢这种高调逼迫，让她觉得像被拿去逗趣。邓颖超只是笑，说男人有时候需要有人拉一下缰绳，然后替她定下“三章”：以后别起哄、不公开闹、不把婚事当段子讲给别人听。当晚，两人就领证结婚，没有仪式，也没有照片，只请厨房煮了一锅鸡蛋算庆贺。
可那“三个响头”的债还挂着。从此每逢遇见总理夫妇，他总绕远路，有一次甚至翻窗往院外跳，被抓个正着。“跑什么？”楼下传来的声音带笑意。“不是……不是怕您，是怕……”他挠脑袋，“那仨头啊。” 周摆摆手，“留着力气干革命吧，这账我记心上就是。”
这些细节后来零星散落在《陈赓大将传》和一些老同志回忆录中，还有黄埔同学提起，当时他们背地叫这段故事“燕子情书”。据军史研究者刘某考证，那只纸燕子的折法，很可能源自法国士兵寄信的小玩意，是黄埔时期流行起来的一种浪漫方式，不知是谁教给他的。在湖北鄂州的一位老人则说，当时武汉街坊知道这桩新鲜事，还编过顺口溜：“将军会打仗，也会叠飞鸟，一飞飞到墙上挂，新娘羞开窍。”
多年以后，有战友问起这个往事，陈赓只是摆手，说那些都是年轻时候的不懂事。但据其警卫员回忆，每逢春季桃花开的时候，将军偶尔会坐在院中削铅笔，看几页泛黄信笺，却从未提及内容，大概只有他自己清楚里面藏的是哪年的风声雨声、人影与承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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