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9日，卢沟桥的战火余烟尚未消散，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朱德及众多将领共同签署了一份通电，向全国宣告红军将士“愿即时更名为国民革命军”，枕戈待旦，恳请国家赋予他们抗击日寇的使命，成为抗日的前锋。这一铿锵有力的声明，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及其率领的红军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为推动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共同抵御外敌而勇敢迈出的关键步伐，彰显了他们摒弃旧怨、共赴国难的真挚决心。然而，在这份看似迅速的承诺背后，隐藏着自年初起，国共两党围绕红军改编问题所经历的漫长、曲折且充满艰辛的谈判过程。从西安至杭州，再到庐山与南京，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基础上，为谋求民族利益的最大化，与试图削弱、控制乃至“溶解”红军的国民党当局展开了多次激烈的论辩。直至“八一三”淞沪之战再度燃起，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经过半年多的磋商谈判，红军主力终于在8月25日成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踏上了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拯救民族危亡的壮丽征程。
红军的改编，自全国抗战爆发前后，便成为国共谈判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自1937年2月起，国共两党便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展开了多次的谈判进程。然而，由于双方意见分歧显著，直至“八一三事变”爆发，这场历经曲折的改编谈判才最终达成一致。
1937年，中共中央军委召开了一场红军改编的动员大会。
在国共两党就红军改编的谈判中，核心的分歧聚焦于改编后红军的具体人数以及红军是否应保留独立指挥权的问题。面对这一争议，中国共产党坚持理性立场，与国民党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对话与交锋。
西安搁浅谈判
改编后的红军，其规模可缩减至六七万人，编制则调整为四个师，每个师下辖三个旅，每个旅又分为六个团，总计约为一万五千人，剩余部分则编入某路军的直属部队。经过双方的协商，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的改编人数可进一步增加，扩充至三个师、九个团。
“必须坚守自身立场，绝不可妥协……明确西安已无继续谈判的可能，要求直接与蒋介石会面解决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西安谈判，最终陷入了僵局。
前富平县红军部队
争取杭州谈判
为加速谈判进程，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一行于三月下旬抵达杭州，与蒋介石进行了面对面会谈。在会谈前夕，周恩来先生提前抵达上海，与宋美龄女士进行了一次会面。他向宋美龄女士提交了一份中共中央拟定的十五项谈判条件的书面文件，并恳请她将此文件转交给蒋介石先生。
苏区改革与红军的整编，依然是本次谈判的核心议题。在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对话中，他再次强调了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十五条谈判条件，并提出了数项具体诉求，涵盖以下要点：陕甘宁边区应作为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存在，不得予以分割；红军改编后的总人数应达到四万余人；须设立总部以管辖三个师以上的部队；禁止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红校应完成本期的教学任务；红军的防御区域需进一步扩大。
在此次会谈中，蒋介石对我党表示认可，称其“怀抱民族意识，拥有革命精神，作为新生力量，数月来的和平运动已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他也承认，国共分裂导致过去十年革命遭受挫折，形成了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势力侵华的严峻局势，因此双方都需要回顾并反思过去的经历。蒋介石特别强调纲领和领导人的问题，并指出具体问题的解决相对容易，例如将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共四万余人，并设立总指挥部等。他期望我党能够提出一种长期合作的方案。周恩来即刻回应，确立一份共同纲领，实为确保两党合作直至终局的最佳途径。在杭州会谈圆满落幕之后，周恩来迅速启程前往西安，并对中共中央进行了关于杭州会谈成果的详细汇报，此举获得了党中央的高度认可。
庐山谈判争执不断
4月26日，周恩来携带中共中央草拟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抵达西安。在此，他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就发布国共联合宣言、红军经费、夏装供应以及南方游击队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谈判，并在若干问题上达成了暂时共识。然而，鉴于双方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仍存较大分歧，西安的谈判未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周恩来与蒋介石约定，于6月4日亲自前往庐山，并在6月8日至15日期间，与蒋介石及其他人士展开了多次坦诚的会谈。
依照杭州会谈期间蒋介石所提，要求中国共产党率先拟定合作纲领的指示，周恩来向蒋介石呈递了中共中央起草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然而，蒋介石却提出了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建议，意图在组织架构上使共产党融入国民党。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周恩来坚守杭州会谈所确立的立场与诉求，而蒋介石则坚决主张将红军改编为3个师、12个团的规模，并违背了杭州会谈中关于红军改编后可成立总指挥部的承诺，仅同意“三个师以上设立政治训练处指挥”，并公然要求“朱德、毛泽东两位同志必须参与工作”，同时要求各边区武装“经过调查后进行整编，其领导人员必须离职”。面对这些无理的诉求，周恩来当场明确表示了拒绝。在庐山举行的此次谈判中，由于国民党方面就统一战线组织、红军的改编以及边区政府的人选等议题，提出了众多不合理的诉求，最终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
中共出台紧急措施
周恩来返抵延安，向中央汇报了庐山谈判的进展。紧接着，中共中央接连召开多次会议，商讨制定谈判策略，并于6月25日草拟了一份新的谈判提案。提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原则上认同组建国民革命同盟会的构想，但强调需先确立共同纲领；同时承认蒋介石基于共同纲领所拥有的最终决策权。针对当前具体问题的解决，计划于7月中旬发布一项宣言；宣言发布后，若蒋介石同意设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红军将依照其命令改编；若未得到批准，红军将自行于8月1日宣布改编，以国民革命军暂编师的名义，组建三个正规师，共计4.5万人，总部编制3000人，地方部队编制1万人；陕甘宁边区将在7月份自行进行民主选举；力争推举朱德担任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官，无论军事还是政治职务均可，原则上毛泽东不排斥外出履职，但会等待最合适的时机。这一新提案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满足了国民党方面的诉求，体现了中共中央为了大局考虑所做出的重大妥协，同时也对某些极端不合理的要求予以了拒绝或限制，为下一阶段的谈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月22日，周恩来特地向蒋介石发出电报，就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设置问题再次表达关切，强调：“中共中央认为，若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之上缺乏相应的指挥机构，改编工作将难以推进，朱德亦不宜离任。”翌日，中共中央收到国民党方面的回电，对方依然坚持原有立场，表示红军改编后仅能设立政训处。面对日军侵华局势的日益恶化，中共中央已做好再次妥协的准备。他们同意，红军可由政治机关指挥，但该机关须具备与指挥机关相当的组织架构与职能。同时，若无法确保朱德担任政治机关主任，中共中央决定将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
庐山谈判再起
初夏之际，周恩来承担起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重任。7月4日，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一行抵达西安延安，与彭德怀、任弼时共同商讨红军改编事宜。7日，他们应国民党当局之邀，飞抵上海，筹备前往庐山进行谈判。就在当日，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面对战事初起、形势未明之际，蒋介石在红军指挥权的分配上，依旧坚持一丝不苟、寸步不让的态度，明确要求红军改编完成后，“各师应直接隶属行营指挥，政治机关仅负责联络事宜”。7月14日，周恩来率团抵达庐山。闻讯后，次日即向蒋介石发去书信，表达了他们即刻改编并奔赴抗日战场的强烈意愿。随信附上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中具体阐述了关于红军改编的相关意见。
1937年盛夏七月，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三位要员赴庐山，与蒋介石进行关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关键谈判。彼时，周恩来（左）、博古（中）、林伯渠（右）三位领导人从庐山返回西安，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鉴于全国抗战爆发，日军发起猛烈攻势，国内军民纷纷发出抗战的强烈呼声，17日，洛甫和毛泽东联名致电叶剑英，请其转达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人：“从全局考虑，在谈判中我们同意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在平时设立政训处进行指挥，朱德担任正主任，彭德怀担任副主任。然而，战时必须设立军事指挥部，以便统一指挥。”随后，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与蒋介石等人进行了会谈，提出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石，并呼吁尽快发动全国抗战。但在红军指挥权问题上，双方分歧依然严重。面对中共的坚决反对，蒋介石作出一定让步，将“政治机关只管联络”的表述改为“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但仍然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红军改编后的3个师的管理直接隶属于行营，各师的参谋长均由南京派遣，周恩来可担任政治主任，毛泽东担任副主任。
面对此番无理之要求，周恩来立刻郑重声明：“我党绝不能容忍蒋介石对红军改编后指挥权及人事安排的意见。”7月20日，中共中央就此发布指令：鉴于日军攻势愈发猛烈，抗战胜利的可能性已然显现，决定采取若蒋介石不退让，则中断谈判的策略。谈判陷入僵局，中共代表在庐山力争未果，于是离庐山赴上海，观察时局之变化，并向中共中央发去电报：无论形势如何演变，务必迅速调整编制，将部队划分为三个方面军，每军编制人数达到1.5万，确保独立军和师级单位悉数纳入，同时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确保各方面军能够独立运作，以有效应对日军的全线攻势。尽管改编的谈判进程停滞不前，红军投身战场的准备活动却未曾有所懈怠。聂荣臻曾如此回忆：“至七月中旬，尽管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尚未有实质性进展，我们依据党中央的指导，已着手筹划部队的改编事宜，并开始积极筹备前往前线的准备工作。”
南京谈判达成红军改编协议
面对日军在华北持续增兵，以及华北局势急转直下的严峻形势，国民党当局紧急催促红军尽快完成改编，即刻开赴前线，投身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据此，中共中央于7月28日作出明确指示：“（一）务必在八月十五日前完成编制，并于二十日启动抗日行动。（二）对于三个师以上的部队，必须设立总指挥部，由朱正彭担任副指挥，并设立政治部，任命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以便于统一指挥作战。（三）组建三个师，共计四万五千人，另外地方部队一万人，设立保安正副司令，高岗担任正司令，萧劲光担任副司令，军饷按标准发放。（四）主力部队出动后，应集中力量进行作战，不得分散兵力。（五）负责绥远前线的防御任务。”同时，决定将红军主力进行改编，无论南京政府是否认可，均将在军委的领导下实行全面指挥权。
随着日军攻势的猛烈推进，至7月30日，北平与天津沦陷，民族危机愈发深重。面对中日战争已无回避之可能，我国唯有全面抗战、以战求存。因此，国民政府于7月31日颁布命令，赋予红军三个师的番号，并同意按照中共之前所提的人数和编制进行改编。8月9日，周恩来与朱德、叶剑英一同受邀飞抵南京；11日，他们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的座谈会；自12日起，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展开了新一轮的谈判，主要议题依然是红军改编问题。在此期间，日军在上海发动了“八一三事变”，同时在华北与华中展开双线攻势。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坚守华北抗战，主力则在华东抵抗上海来犯之敌，力保淞沪战略要地。战局紧张，急需红军出兵抗战以牵制日军，因此，国共之间的谈判也因此得到了有效的推进。
8月18日，中共中央向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位领导人下达了针对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十项条件之训令。为了将红军调往抗日前线执行作战任务，蒋介石原则上接纳了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红军改编方针等相关问题，并确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担任总指挥，彭德怀出任副总指挥，从而解决了长久悬而未决的红军改编难题。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改编红军的命令。紧接着，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亦发布指令，宣布将红军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随之更名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与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下辖第一一五、第一二〇、第一二九师，以及一个后方留守处。至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依据新的统一序列，将第八路军的番号更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亦更名为总司令部，朱德、彭德怀的职务也随之改为正副总司令。然而，人们依旧习惯性地将其称为“八路军”。同月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对外公布；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实际上已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发布的《宣言》以及蒋介石的谈话相继公布，正式昭告天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石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然确立。
历经半年有余的谈判与磋商，尽管途中遭遇了诸多挑战，在全国抗战形势的强劲推动下，我们终于克服了重重难关，达成了红军改编的协议，实现了国共两党的携手合作，从而揭开了全民族共同抗击侵略者新篇章。撤销红军的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国家兴亡和民族大义的深切考量，为推动国共两党实现合作所做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抉择。为解华北之围，八路军虽改编尚未完成，却遵令火速挺进华北抗日前线，从而拉开了华北敌后抗战的序幕。
八路军赴抗日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