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敬，一位在“一二·九”运动中崭露头角的杰出学生领袖。这场运动为中国革命储备了无数优秀的干部，而黄敬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他由一位青年学生领袖蜕变成为八路军多个战略区的关键领导人，这在“一二·九”运动培养出的学生领袖群体中尤为突出。
担任晋察冀省委书记之职，我积极参与了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黄敬（1912-1958），原名俞启威，亦称俞大卫，其祖籍地位于浙江绍兴，出身于一个历经世代的官宦之家。在青年时期，黄敬热忱地投身于进步文化运动之中。1932年春季，年方二十岁的黄敬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先后担任了山东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等职务。然而，1933年夏季，因叛徒的出卖，黄敬不幸被捕入狱。同年秋季，他得以被营救出狱，随后前往上海接受治疗，并积极参与革命活动。
1935年伊始，黄敬自上海迁至北平，并于秋季成功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同年12月，他积极参与并领导了著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示威游行，与彭涛、姚依林、郭明秋等并肩作战，成为该运动的中坚力量。次年年初，黄敬投身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创建工作，并担任该组织的党团负责人。至1937年2月，他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同年5月，他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及白区工作会议。
黄敬青年照。
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硝烟弥漫，1937年1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毅然任命年仅25岁的黄敬担任晋察冀省委书记一职。原晋察冀临时省委书记赵振声（李葆华）则转任组织部长，刘秀峰则被任命为宣传部长。在北方局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彭真的有力领导和悉心帮助下，以黄敬为书记的晋察冀省委，坚定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系列战略方针，紧密依靠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游击战争，并在敌后成功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在领导军民开展游击战争、抵抗日寇对边区的“扫荡”之际，晋察冀省委同步推进政权建设。1937年12月5日，阜平县城迎来了“晋察冀边区政府筹备处”的成立，随即开启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黄敬作为筹备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在筹备会议中，围绕是否邀请五台山周边的僧侣喇嘛参与大会的议题引发了激烈讨论。部分同志持保留意见，他们认为这些僧侣仅限于宗教活动，缺乏政治认知，不应纳入参政范畴。然而，黄敬等人持不同看法，主张抗日民主政权应吸纳社会各界代表，包括僧侣喇嘛在内的僧团也是抗日斗争的一股力量，应邀请他们参与大会。聂荣臻司令员赞同黄敬等人的观点，最终会议达成共识，决定邀请僧侣喇嘛的代表出席大会。1938年1月10日至15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县城成功召开。大会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一举措标志着首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诞生。新成立的边区政府管辖39个县，覆盖人口超过1000万。
黄敬深信，构筑稳固的抗日根据地，首要任务便是培育一批卓越的干部。就任晋察冀省委书记一职后，在聂荣臻司令员的无间协作下，黄敬便着手在阜平创办了一所军政干部学校，致力于培养军政人才。在省委会议的主持中，黄敬郑重指出：“若要构建根据地，干部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而若根据地内党员人数寥寥，则必须积极发展党员。”黄敬对干部学校的工作给予了极高的重视，他常亲临课堂，为学员们传道授业。学员们学成后，被分派至边区的各个角落，领导并组织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力量，从而使得晋察冀边区得以迅速地稳固与拓展。
黄敬深思熟虑，认识到构建稳固的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亦不可或缺。若然未能实现经济繁荣，即便根据地得以建立，亦难以持久坚守。1938年初，在黄敬主持的省委会议上，针对农村春耕议题，他强调：“春耕乃边区当下的核心任务，一切工作均应围绕此核心展开。春耕关乎季节与时机，务必把握农时。尤其在割据与封锁的形势下，边区粮食自给自足至关重要，方能确保不败之地。”黄敬紧扣发展经济这一核心任务，以此凝聚共识，引领边区军民迅速高效地推进农业春耕生产。与此同时，省委及边区行政委员会着手筹备建立边区银行，发行边币，征收救国公粮，全方位推进根据地经济建设，使根据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党内团结是实现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的根本，而领导核心的团结则是党内团结的重中之重。我们虽来自不同的地域，但此刻已是一家，不应再分彼此。为了晋察冀边区的工作，我们应群策群力，集思广益，齐心协力！”黄敬坚持集体领导原则，特别重视发挥班子每位成员的优势，使得领导班子内部形成了紧密团结、协同作战、充满活力的和谐氛围，不断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崭新局面注入活力。
黄敬执掌晋察冀省委的领导工作不过半年有余，然而他与聂荣臻、彭真等同仁紧密合作，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打造成为敌后模范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抗战形势的急速演变以及工作的迫切需求，1938年4月，黄敬遵命被调往冀中地区。
肩负冀中区党委书记的重任，我始终坚持并巩固了平原抗日根据地。
1938年4月21日至5月2日，冀中地区党组织成功召开了首次党代表大会。在此次大会上，黄敬同志被选举为区党委书记，而原冀中省委书记鲁贲同志则担任了区党委副书记的职务。
冀中地区，作为华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众多，资源丰饶，其战略位置尤为关键。自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平津并大举向南推进，国民党军队纷纷溃败。日军在各地肆意烧杀抢掠，冀中的人民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在此背景下，应毛泽东和中央的派遣，红军团长孟庆山在日军南下的同时，抵达冀中与当地党组织并肩作战，共同组建抗日武装。1937年10月，随军南撤的东北军第53军691团吕正操部毅然决定脱离东北军，北上投身抗日救亡事业。在冀中晋县小樵镇，该部改编为国民自卫军。吕部下辖各总队均建立了党组织，由此成为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黄敬就任冀中区党委书记一职后，遵照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决策，以吕正操所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及孟庆山所率领的河北游击军为骨干，将冀中地区各部队进行统一整编，正式组建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承担冀中军区的职责，吕正操担任司令员。与此同时，冀中行政公署也应运而生。在坚决打击反动地主武装、土匪及伪军的斗争中，根据地得以迅速扩张。截至1938年底，冀中抗日根据地已拓展至44个县域，人口超过800万，而根据地内的部队人数亦增至6万余人。
1939年初，贺龙将军与关向应同志率领八路军120师主力挺进冀中地域。紧接着，原红15军团政治委员、当时担任北方局委员的程子华同志亦被派遣至冀中，担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一职。在此之际，北方局决定由贺龙、关向应、黄敬、吕正操、程子华等同志共同组成冀中区军政委员会，并由贺龙同志担任书记一职。黄敬同志对贺龙、关向应、程子华等同志表示出极高的敬意，对老红军干部们关怀备至。冀中区党委及其各级党组织对120师的到来表达了热烈的欢迎之情，并从冀中部队中精心挑选出众多优秀战士，予以补充至120师。至1940年1月，贺龙将军与120师主力返回晋西北时，所属部队人数已从起初的6000余人激增至21000余人。
1939年，在晋察冀地区，自左至右依次为黄敬、聂荣臻、吕正操、罗瑞卿、贺龙、关向应等同志。
黄敬，作为冀中区党组织的关键领导者，对党的建设工作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冀中地下党在先前已具备一定的力量与工作基础，并历经了高蠡暴动、定南暴动等革命斗争的考验。120师的到来，为冀中区党委与冀中部队注入了新的干部力量。在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党的工作得到了整顿，同时特别注重吸纳众多知识分子加入党组织，促使冀中党组织在斗争中迅速壮大。至1939年8月，冀中区的党员人数已从1938年4月的八千余人激增至七万余人。
冀中区党委始终坚持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人民力量。在区党委的引领下，冀中的农民、青年、妇女等各个群众团体相继成立，广泛开展了群众动员、组织群众参与抗战的活动。彼时，冀中平原上回荡着激昂的歌声：“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不分老幼，无论南北，中华儿女的有志之士纷纷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在冀中大平原，呈现出了“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的空前热烈景象。
身为区党委书记的黄敬，坚定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冀中地区成功构建了各级“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并确保党的领导权始终牢牢把握。在推进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他积极动员群众，推行减租减息政策。这一举措对于减轻贫苦农民的负担、提升农民生活水准、激发农民参战热情、凝聚各阶层共同抗日救国，以及推动和稳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区党委对冀中地区军民的开拓精神给予了高度重视，并擅长于及时发掘与总结推广军民群众在抗日斗争中创新的形式。黄敬同志及其军区团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推动民兵建设，当时冀中35岁以下的男女青年几乎全部被编入基干民兵队伍。从1938年至1939年冬季，他们动员数十万民众积极参与挖道沟的行动，使得日军的机动部队在冀中平原上如同置身于丘陵沟壑之中，进退两难。此外，享誉世界的地道战战术便起源于蠡县。起初，当地的抗日民众通过秘密挖掘地窖来隐蔽自身，随后利用地道来打击敌人。黄敬、吕正操、程子华等同志满怀热情地认可并推动了这一独特的斗争方式。
在坚守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历程中，黄敬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紧密联系实际的原则，依据不同地域与不同类型的实际情况，实施分类分区的领导策略。区党委明确指示，针对游击区的两面政权，应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向其阐明利弊得失，促使这些政权转变为支持革命的势力，从而对根据地的壮大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黄敬以其多谋善断、敏锐果断的特质著称，在每一次反“扫荡”行动中，他都亲自投身于作战计划的制定与指挥工作。1942年，日寇调集五万以上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实施了名为“五一大扫荡”的残酷攻势。在黄敬、吕正操、程子华等英勇将领的带领下，冀中军民奋起抵抗，最终挫败了敌人“确保华北，先保平原”的野心。
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岁月里，黄敬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亲如一家。他虚心向当地的老农学习，在田间地头讨教耕作技艺，并潜心研究农谚。黄敬习惯用各地方言与群众交流，教授他们革命歌曲，与他们一同欢快地扭秧歌、踢毽子。冀中军民对黄敬充满敬爱，亲切地称他为“老黄”。
1942年十月，鉴于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领导力度的进一步强化，北方局作出了重要决策，即派遣黄敬同志赴冀鲁豫区担任相关工作。
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历经黎明前的黑暗。
肩负中共中央及北方局的重任，黄敬莅临冀鲁豫，担纲区党委书记一职。冀鲁豫区，亦常被简称为“中冀鲁豫”，系1941年7月由昔日的冀鲁豫区（亦称“小冀鲁豫”）与鲁西区合并而成。该抗日根据地坐落于河北、山东、河南数省的交界之地，战略地位尤为关键。然而，正当此时，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正经历着抗战时期最为严峻与艰难的岁月。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小，人口锐减，几乎减半。
黄敬，身为区党委书记，上任伊始便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调查研究。调研结果显示，冀鲁豫地区的农村封建势力根深蒂固，诸多地方的减租减息政策并未得到有效执行，民众的积极性尚未得到充分调动；加之连年遭受自然灾害，以及日军屡次“扫荡”行为，使得根据地的经济压力愈发沉重。
为统一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各级干部的思想，并强化对敌斗争，1942年11月，黄敬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区高级干部会议，旨在对前几年的对敌斗争进行全面的回顾与总结。经过与会人员的深入研讨，认识得以进一步统一，明确了未来的工作方向、斗争策略以及具体执行措施。会议决定实施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并对区党委、军区、行署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黄敬被任命为区党委书记并兼任宣传部部长，张霖之则担任副书记并兼任组织部部长。杨得志被任命为军区司令员，黄敬同时兼任政治委员，杨勇出任副司令员，苏振华则担任副政治委员。晁哲甫则被任命为行署主任。会议结束后，在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根据地内的党政军民迅速响应，认真执行高干会议的决策，从而使得斗争形势逐渐趋于好转。
黄敬深信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地理优势显著，拥有广阔的回旋空间，并且工作基础稳固，其核心在于广泛动员群众。他与领导同事们团结一心，全力投入两项基础性工作：一是深入发动群众，二是积极对抗日敌军展开斗争。鉴于当时基层政权和群众组织尚未充分体现群众主体地位的状况，区党委做出了相应决策。一方面，加强基层政权和抗日群众组织的整顿；另一方面，严格执行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政策，以此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在对抗敌军的斗争中，着重瓦解日伪、会道门、匪帮、顽固派势力之间的联盟，并加强对伪军的策反工作。提出了“打击最凶恶的敌人”的口号，通过分化与瓦解敌人，迅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必须着力改善民生，推进民主，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确保基本群众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占据主导地位。”
黄敬等地区的党政军领导人以及广大民众，共同肩负起双管齐下的使命，一手握枪，一手执锄，在斗争的同时，亦致力于生产。其中，发动群众成为关键环节。起初，党员和积极分子引领贫困群众向地主豪绅借款粮食，使贫困群众重获粮源，焕发新生，这场借粮斗争由此点燃了民主民生运动的火花。继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由点及面，逐步推广了反贪污、查封黑地、实行合理负担等措施；通过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和地租、改造村政权等为核心的民主民生运动，群众觉悟普遍提升，不仅获得了政治权利，也实现了经济利益的增长。
◆冀中部队迁至冀鲁豫地区后，曾流通使用过的鲁西银行发行的纸币。
黄敬亲自深入冀鲁豫地区，详尽调研灾荒历史，向年迈的农民请教抗旱之术，并推广抗旱作物。同时，他推动手工业的发展，激励群众参与打井、熬盐及纺棉织布等生产活动。黄敬还极具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套经济斗争的方针与策略，将生产救灾与对抗敌贸易、货币斗争相结合，致力于打击法币和伪币，并在斗争中逐步构建起独立的货币体系。通过这些经济斗争手段，黄敬极大地增强了根据地的生产救灾能力。
在黄敬书记的领导下，冀鲁豫区党委带领我们历经一年的艰苦拼搏，成功在抗旱救灾和经济斗争中取得全面胜利。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财政收支也基本持平。不仅圆满完成了征粮任务，更是慷慨向冀南抗日根据地提供了粮食支援。
1943年下半年，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迎来了恢复与再发展的新阶段。在此期间，黄敬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等将领携手并进，大力开展军事斗争。冀鲁豫军区与太行军区分别在七八月间发起卫（河）南战役与林（县）南战役，两战皆捷，共歼灭日伪军逾万人，成功开辟了卫南、豫北的广大区域，从而进一步扭转了对敌斗争的被动态势。
任冀鲁豫（平原）分局的书记，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
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局势逐步改善形成鲜明对比，其邻近的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敌情则显得尤为严峻。1943年11月，为了加强冀鲁豫与冀南两个区域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作出决策，正式成立冀鲁豫分局，亦称作平原分局，习惯上被简称为“大冀鲁豫”。黄敬被任命为分局的书记，宋任穷担任分局的组织部长，朱光则负责分局的宣传工作，杨勇则被委以分局军事部长的重任。紧接着，冀鲁豫与冀南两军区实现合并，组建成冀鲁豫军区，亦即平原军区。宋任穷担任军区司令员，黄敬则同时兼任政治委员，杨勇和王宏坤分别担任军区副司令员。此举充分体现了中央和北方局领导对黄敬工作能力及贡献的高度认可。
合并后的两区，在黄敬的领导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以下简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下同）的党、政、军、民团结一心，严格遵循党中央颁布的十大政策以及北方局提出的“团结华北全体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备战反攻，迎接胜利”的战略方针，积极应对根据地所面临的重大考验。他们切实加强各项建设，全力以赴，以期迎接大规模反攻的展开。
在黄敬的领导下，分局在地方及部队领导干部中全面展开整风学习活动。整风运动不仅提升了大家的思想认识，消弭了诸多无谓的争执与无原则的纷争，还进一步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同时，我们持续推进大生产运动，显著改善了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状况，为部队的作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资支持。通过积极动员群众，广泛深入开展民主民生运动，我们在此过程中不断发展党组织，革新村级政权，组建民兵队伍，完善各类群众组织，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政权。
1950年春季，于京城西山留下珍贵合影。自左而右，依次为贺龙将军、聂荣臻元帅以及黄敬同志。
自1944年春起，经此一役，敌军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最后一次小规模“扫荡”终被击溃，自此，敌军无力再发起新的攻势。冀鲁豫军区（亦称平原军区）的部队随即以军分区为作战单位，持续对日伪军展开战斗与战役级别的攻势。先是清除根据地周边的碉堡与据点，填埋封锁沟壑，随后则对驻守城镇的日伪军发起了猛攻，大量歼灭了敌军的有生力量。此举不仅打通了各抗日根据地内部的阻隔，也加强了各根据地间的联系，为抗日根据地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期冀鲁豫根据地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北至德石路，南越陇海线，人口接近两千万人，是太行、太岳地区的数倍，成为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对黄敬同志的健康状况，中共中央深感忧虑，并作出安排，将他送至延安接受治疗与休养。1945年的春天，黄敬同志率领团队从河南林县出发，历经重重险阻，终于在4月底抵达延安。中央高度重视黄敬同志的治疗工作，特意腾出几间窑洞，建立了简易而实用的“黄敬休养所”。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暲亲自诊断病情，并制定了相应的治疗方案；医院中的医生与护士们亦悉心照料，无微不至。贺龙、彭真、杨尚昆、吕正操等众多老领导、老战友纷纷前来探望，表达关切与慰问。黄敬同志那经过革命熔炉锻造的坚强意志以及对党的无限忠诚，对病症的治疗过程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那时，黄敬的躁狂症病情曾一度加剧严重，他时常拒绝服药、注射，甚至拒绝进食。每当医生和护士束手无策之际，便会告诉他：“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让你服药、打针、吃饭。”此言一出，他便能够顺从地遵从医嘱，伸出手臂接受注射，并且能够吃下饭菜。为了稳定他的精神状态，医生还特意为他“安排”了“生产任务”——纺线。黄敬对此安排认真接受，并常常专注投入于这份“任务”，令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在延安疗养半年之余，黄敬的健康状况显著改善。1946年冬日，身体痊愈的黄敬抵达晋察冀解放区，相继被委以重任，担任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主任、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及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务，全身心投入于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事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