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堪称中共历史上级别最高的叛徒之一。他曾担任中共元老，历任第一届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第二、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以及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叛逃时，他身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兼代理主席。令人惊讶的是，叛逃后他竟沦为国民党“军统”特务，成为中共的死敌。显而易见，在“中共叛徒史”中，张国焘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何张国焘会选择背叛？根据成仿吾在《记叛徒张国焘》一书中（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的分析，张国焘之所以叛变，是因为他在党内失去了影响力，而国民党针对我党所采取的“溶化”和诱降策略，则为他实现个人野心提供了契机。
自1936年“双十二”事件之后，国共两党开始公开互动，中共在西安、南京等地设立联络机构，国民党亦派员至延安，旨在加强国共合作。但在此期间，“军统”和“中统”特务亦趁机潜入延安，窃取中共情报。据称，这些特务在得知张国焘状况后，四处散播其失去自由等言论，煽动舆论。蒋介石亦密令戴笠派人尝试接触张国焘，邀请其赴武汉商谈要事。张国焘对此愤怒回应，指责此举旨在将其置于绝境，但又表示，如果蒋介石派飞机接他，他愿意考虑，前提是在延安为他修建机场。关于此事的真伪，外界众说纷纭，有人据此推测张国焘可能开始动摇。
张国焘逃至武汉之际，周恩来等同志并未对他丧失信心，多次派遣人员劝解，却未能奏效。直至最终，张国焘向周恩来表达了他的愿望，即欲与蒋介石会面。1938年4月16日的午后，周恩来陪伴张国焘渡江至武昌，与蒋介石会晤。张国焘在见到蒋介石后，首先开口道：“兄弟漂泊在外，多年失智。”周恩来听闻此言，顿时怒火中烧，即刻回应：“你若糊涂，我却不！”紧接着，张国焘竟以边区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向蒋介石汇报边区政务，但显然他事前未作充分准备，仅因周恩来在场而临时起意，导致言辞混乱，甚至让蒋介石亦感困惑。返至办事处后，周恩来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然而，张国焘却表示，当前国共两党均陷入困境，他愿意暂时退出政治舞台——他意图摆脱“监控”，最终选择逃离而去。
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明确指出，此举非但无损于我党，反而去除了一个腐朽不堪、无可挽救的毒瘤。
后来，当时负责中组部的陈云，告诉还在延安的张的夫人杨子烈：张国焘叛逃了。杨子烈十分吃惊，当即痛骂张国焘“不仁不义”，又表示自己要去寻找，“一定到武汉把张国焘找回延安”。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答应了她，即将其和小孩“礼送出境”，并希望她能够规劝一下张国焘。毛泽东还对她说：“若能将张国焘带回，你便是共产党的大功臣！”并慷慨赠予她500元法币作为旅费。然而，她离去之后，便音讯全无。
据说杨子烈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要她转告张国焘一句话：“我们共度生死，彼此皆应保留一份余地。”
然而，自叛逃以来，张国焘的人生便已失去了回旋的余地。
戴笠的由热转冷
张国焘的背叛引发了一系列风波，国民党媒体竞相报道，纷纷响应他的号召，高呼“取消三事”——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的取消，甚至提议解散共产党。同时，他们大肆炒作张国焘“归来”引起的中共内部矛盾，赞扬他的“觉悟”，并煽动党员“学习张国焘”。然而，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看穿了这一切，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言道：“或许有人企图将张国焘视为珍奇的商品，想利用他从事‘反共’的间谍活动？”果然，张国焘在国民党内获得的职位，竟是一个卑劣的特务角色。
张国焘在成为叛徒后，究竟是真的渴望成为遭人唾弃的特务，还是怀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动机？
凭借张国焘丰富的“经历”和敏锐的“政治智慧”，他叛变后的种种行动，理当早有所思。本质上，他或许会选择低调行事。因此，当蒋介石派遣陈立夫前来征询其工作意向时，他提出希望创办一份“民办刊物”，为国民党发声，避免青年因共产党的宣传而误入“歧途”。然而，这一想法显然与蒋介石的期望不符。所谓的刊物，已有叶青之流着手筹划，至于张国焘，绝不可“屈才”。凭借他的“经历”和“声望”，不久后，国民党各部门纷纷欲将他纳入麾下，包括军委政治部、“西北王”胡宗南等，其中最积极的无疑是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军统”与“中统”。张府一时宾客盈门，人声鼎沸，张国焘竟感到受宠若惊，匆忙前往蔡孟坚家寻求庇护。不久，抗战形势急转直下，张国焘在他人邀请下，携家眷赴桂林“游览”。一次与母亲交谈时，母亲提及家族的种种变故，从晚清到民国，尤其是国共争斗的时代，江西老家竟成了“争夺之地”，“红军”、“白军”你来我往，令张家财物荡然无存，祖父、父亲及家人亦历经“公审”、“绑票”等磨难。兄弟姐妹六人中，三人不幸在变乱中早逝。张国焘听后，感慨万千。伤感之余，他似乎顿悟，所谓“往事如烟”，对自己的过往深感懊悔，而对于未来，则依旧迷茫。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得知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共开除其党籍的决定，张国焘终于走到了人生歧途的尽头。他回到重庆，接受了蒋介石的安排，决心为戴笠效力，甘愿成为一名特务！
蒋介石获悉张国焘叛变后，大为高兴，认为这是一个反共的重要“法宝”，他颇为得意地对戴笠说：“此乃对延安的致命一击。”他随即派遣陈立夫与张进行深入密谈，意图获取关于中共及边区的重要情报。随后，蒋介石接连授予张国焘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委会中将等职位，以示奖赏，并指示其在戴笠的麾下发挥作用。戴笠将张国焘视为瑰宝，将他安置于武昌的一座小洋楼中，并由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其安保工作。在这里，张国焘一家竟然实现了团圆。
“戴笠意图借助张国焘在中共的过往地位和人际网络，策划对中共组织内部实施渗透与策反的阴谋。起初对张国焘寄予厚望，坚信他若能全力以赴，便能一举摧毁共产党。张国焘提出在陕甘宁边区设立策反站，戴笠便迅速照办，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都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张国焘也全力以赴，为戴笠出谋划策，精心部署反共行动。他建议设立“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认为反共斗争不仅需要专门的机构，还需具备专业人才，而此前“军统”对此有所忽视。戴笠对此表示高度赞赏，立即下令筹备，亲自担任班主任，张国焘则担任副主任。学员从“军统”其他训练班或已结业的“优秀学生”中选拔，每位学员均需经过张国焘亲自谈话考核。这种选拔的严格程度在“军统”历史上前所未有，可见戴笠对此事的高度重视。
连续两期的培训班共吸纳了两百余名学员，张国焘亲自授课，不仅深入讲解“中共问题分析”，还教授了“如何进入边区及如何从事特务活动”等内容。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出乎戴笠的预料，特务学员们对张国焘的授课毫无兴趣，甚至对他本人也产生了厌恶。据张之楚回忆，在特种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一期结业典礼上，典礼结束后，教官、学员以及军统局的相关负责人一同聚餐，戴笠和张国焘均在座。正当大家入席之际，其他教官互相问候，依次就座，唯独无人邀请张国焘入席。张的处境十分尴尬，既不能坐下，也不能站立，显得不知所措。后来，戴笠发现这一情况，才亲自过来邀请张国焘入席。至于这个培训班的效果，更是让人瞠目结舌：许多毕业的“特种政工人员”被派往边区执行任务，却不仅未能成功策反破坏，反而大多有去无回。他们被延安的保卫部门识破，其中一些人甚至“反正”后加入了革命队伍，仅有少数人侥幸逃脱。其中，张国焘引以为傲的几位得意门生，手持他的亲笔信寻求张国焘过去熟识的人的帮助，结果同样是有去无回。因此，后续的学员无法被派遣，只能被派往国民党“兵工署警卫稽查处”从事所谓的“防共”工作。
张国焘另外一招是向戴笠建议大肆开展所谓“来归”活动，他以为共产党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时难以消灭，此前“军统”等在国统区对中共被捕人员所采取的逮捕、逼供、写自首书、登报脱离中共、迫使叛变等手法效果并不明显，而唯一有效的办法是“七分政治”，即从政治上争取和拉拢，不强迫被捕者实行自首和“脱党”，只须填写“来归人员调查表”。所谓“来归”的含意，即是原为国民政府的公民，后误入共产党，现在又改邪归正了，等等。张国焘的建议，无非是“软刀子”，而所谓“来归”无疑就是“叛变”。为了配合“来归”活动，戴笠又批准在华北、华中、西北等地成立“特种政治工作联络站”，其负责人也多由中共叛徒担任。此外，戴笠还在陕甘宁边区附近的榆林、洛川、耀县等地分别设立了陕北、延安和耀县三个“策反站”，并均交张国焘掌握和负责。但几年下来“成果”寥寥，除张国焘原来的亲信等少数人“来归”和被“策反”外，并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和影响，对此戴笠大失所望。张国焘后来经戴笠安排，还妄图向太行山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进行渗透，也毫无成绩。据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原红四方面军在抗战初期剩下的还有一万多人，而在整个抗战期间叛变投降国民党的不过何畏、朱德崇（原红三十三军参谋长，抗战中在冀鲁豫区因腐化被发现叛逃）几个。”
昔日的“张主席”，从不步行，总是骑马，即便在长征穿越草地时，也有两匹好马轮流骑乘，两匹大骡子为他背负衣物、被褥和食物。到了延安，尽管还没有小轿车，但他也能像朱总司令、林伯渠主席一样，坐在卡车前头去开会，“而现在居然和我这个小小的干部一样，挤破烂的公交车。”
戴笠对张国焘逐渐产生了淡薄的情感。张国焘为挽回局势，绞尽脑汁，提议邀请已获释的陈独秀复出。戴笠与胡宗南认为此建议颇具可行，遂亲自登门拜访陈独秀。然而，陈独秀断然拒绝成为国民党蒋介石的攻击工具。无奈之下，张国焘只得亲自前往，长途跋涉拜访陈独秀，并在交谈中劝诱陈独秀与他共同组建一个新的“共产党”。然而，陈独秀对此提议断然拒绝。
当时“军统”对张国焘处处存有戒心，派往他家照顾生活的勤杂人员也都是经过主管总务的沈醉挑选的。这些人既照顾他的生活，也“兼顾”他的思想和言行。也许张国焘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表示“忠诚”，不使人有所怀疑，他在会客室与客人会面时，从不把门关上，有时还故意放大声音说话，在家里也不得不做出如此表演，令他痛苦不堪。尽管如此，他知道寄人篱下，只能处处加倍小心。随着张国焘的利用价值逐年递减，他最终成为国民党“反共”阵线上的一块“鸡肋”，又渐渐地，对他也失去了相应的客气和尊重。据说蒋介石曾在戴笠的一个请求报告上直书：“凡能背叛共产党者，亦可能随时背叛我们。”此言一针见血。因此，戴笠提出了内部使用中共叛徒的“八字方针”——“尊而不敬，用而又防。”果不其然，叛徒的本性以及国民党的不信任用人政策，最终导致了顾顺章、李士群、李国谌等事件的爆发。至于张国焘，可谓是尝尽了“寄人篱下”的滋味。事实上，在军统内部，为了防范那些“前中共人员”，特设了“防奸股”，张国焘所在的“特研室”中，秘书黄逸公实则是被派去监视他的。
张国焘刚到“军统”时，不仅是戴笠宴客时最受欢迎的宾客，也是戴笠最得意的部属，那时戴笠每次请客都带上张国焘，并经常事前向被请者炫耀：“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然而曾几何时，张国焘已然成为戴笠最厌恶的人。有一次戴笠甚至拍桌大骂张国焘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说：“张国焘再也不受欢迎，半年、几个月都见不到戴笠一次；即便见到了，不是被当面讽刺几句，就是被严厉训斥一番。有一次不知为了一个什么问题，戴笠对张国焘答复他的询问不满意，便暴跳如雷地拍着桌子骂张国焘。张国焘走出大门，表现出垂头丧气的样子。我进去问戴笠‘什么事又生气。’他没有正面答复我，只是余怒未消地说：‘这家伙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对付过去！’”戴笠愤恨之余，经常对部下说：“校长（即蒋介石——笔者注）认为张国焘的投靠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命我利用。数年来，我深感失望，难以向校长交代。”戴笠对张国焘的翻脸，使得张昔日所享有的“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的特权也随之取消。
戴笠如此，又直接影响到国民党的其他特务，他们都对张国焘蔑视和看不起了。张也进而哀叹道：“我们这些人身家不清，在国民党里无什么出路。”甚至那个负责监视张国焘的黄逸公（中共叛徒出身）也为张打抱不平，他说：“张国焘为‘军统’竭尽全力，日夜思虑，实因共产党组织严密，防范周至，故难以取得显著成就。”
“军统”摆设，中统欲得。
热闹过后，张国焘尽管身兼众多头衔，实则不过是一件“鸡肋”般的小巧摆件。
戴笠逐渐不看好这个“小摆设”，但与“军统”对峙的“中统”却来挖“人才”了。原来张国焘在“军统”的处境得到了其同乡蔡孟坚的同情，蔡开始为张国焘另谋出路。不久，蔡孟坚将张国焘介绍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的机要秘书甘家馨，甘家馨与张国焘也是同乡，又将张国焘引荐给朱家骅。“中统”头子朱家骅是北大毕业的，他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谓仰慕已久，就在张国焘失宠于“军统”之际，“中统”却聘其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不料这又触怒了“中统”内部的许多特务。他们不服气于其“无功受禄”，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甚至公开奚落他“笨蛋”“饭桶”，讨嫌他来“抢饭碗”；加之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提供的情报，不是“老掉牙”的，就是“中统”已经掌握的，或是共产党那边早有准备的，根本没有价值，于是，几个月过去后，“张设计委员”和“张主任秘书”成了“三无产品”——“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当张国焘向蔡孟坚诉说着自己在“中统”机构里每日需耗费一二小时，倍感无聊的境遇时，国民党特务系统的重要人物唐纵在其日记中对张国焘的评价颇具意味。他曾记载道，中共老叛徒蔡孟坚曾邀请张国焘、甘家馨及唐纵共进晚餐，席间话题涉及“共产党问题”。唐纵在日记中写道：“张国焘昔日曾为共产党之领袖，本以为他应深谙阴谋策略，富有斗争精神。然而，与其见面交谈，观察其态度，聆听其言辞，却发现他不过是一位平凡的官员，远非我们想象中的斗争家。”（出自《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
“张国焘的问题易于处理，相关声明已经发表，稍后自会设法。”（详见《周恩来关于和蒋介石谈话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收录于《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迅速紧张，蒋介石不仅未承诺停止发起“反共”战事，甚至连撤销张国焘“参政员”资格的事宜也不再提及。
在宴会上，王陵基提起往事，特意拿张国焘“变节”的经历开涮，让他尴尬难当，坐立不安，最终只能提前离席，落荒而逃。此后，张国焘虽开始办公，但王陵基依旧处处设阻，让他倍感难堪。忍辱负重两个月后，张国焘最终辞去职务，逃往上海。
彼时，解放战争正酣。1948年6月，张国焘毅然“弃政从文”，以手中120两黄金为启动资金，创办了新闻周刊《创进》。此举亦实现了他叛逃之际所怀有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转瞬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即将走到尽头。1949年，解放战争步入尾声，众多国民党高级官员已纷纷逃往台湾。张国焘目睹此景，意识到形势不妙，急忙停刊《创进》，携全家逃往台北。
回归未成
逃至台湾后，张国焘和家人举目无亲，遂在台北租赁了一处住所，私心仍欲为国民党贡献心力。然而，一年过去，国民党既未为他提供职位，亦未关注其生活，这位曾经的“中央委员”似乎已被遗忘。不久，行政院下令将其居住地划为“东南行政长官公署”，他的住所竟然被强制征用。无奈之下，1949年的冬日，张国焘携妻子及三个儿子离台，前往香港定居。
身处繁华的香港，张国焘因生活所迫，毅然投身于炒黄金的领域。一时之间，他抛却了“入市需谨慎”的古训，自恃早年曾在北大研习经济学，然而，他的财富梦想很快便化为泡影。不久，朝鲜战争的硝烟弥漫，张国焘滞留香港，无所事事，日复一日地翻阅报纸，偶尔撰写一些评论，寄往小报换取微薄收入，心中却满是无奈。恰在此时，政客们纷纷登门拜访。
正当国共内战的硝烟逐渐散去，国民党政府被迫迁往台湾，局势动荡不安之际，一群打着“反蒋”旗号、秉持“民主自由”理念的政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美国及桂系势力的支持下，齐聚香港。他们高扬反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旗帜，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第三势力”运动。该运动的核心人物是一批失势的军政人物、无处安放的学界精英以及文人墨客，领袖则包括张发奎、顾孟余、张君劢、左舜生等人，而张国焘亦位列其中。在这群人中，张国焘堪称“独树一帜”——曾是中共领导，又曾是国民党特务。他之所以被卷入“第三势力”运动，实属不伦不类。张发奎回忆道：“最终，张国焘宣布退出……他闭门不出，保持沉默。”
“闭门不出，静心自省。”如此，张国焘在再次投身政党活动却遭遇挫折后，便开启了撰写回忆录的历程。
张国焘告别了《中国之声》杂志，却又在投资黄金时损失惨重，而妻子杨子烈在购买蔬菜时不幸摔伤臀骨，经济上的困顿与高昂的治疗费用使得张国焘陷入了两难。正当他生活艰难之时，美国人开始关注他的行踪，尤其是那些对中国研究感兴趣的美国机构，对这位传奇人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名人中心”工作人员找到了张国焘，邀请他撰写回忆录，并承诺每月支付2000港元作为报酬。张国焘欣然应允，并在江西同乡许鹏飞（曾是熊式辉的秘书长）以及涂公遂（前国民党官员）的协助下，着手搜集中共建党初期的资料，开始策划回忆录的撰写。五年后，张国焘的回忆录终于完成。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买下了中文版权，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我的回忆》。该书记载最初在《明报月刊》连载，并于1971年分三册陆续出版。据悉，《明报月刊》为张国焘夫妇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稿酬和版税，这也成为之后十多年他们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然而，张国焘真的“保持安静”，没有其他念想了吗？据说沧海桑田，张国焘在香港穷困潦倒之余，不免心思活泛，所谓心存侥幸，1953年，他动了回内地的念头。于是写了一封信，请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呈北京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透露了他想回去的意思。三周之后，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但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自己在历史上坚持的错误路线，作出改过自新的保证。张国焘拒绝了。又有材料说：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张国焘闻讯捎信过来，表示想回来，但又不肯答复中共提出的他必须公开认错的先决条件，此事遂不谐。再后来的1958年，内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张国焘有所鼓舞，又萌发了与中共建立联系的打算。这年10月，他托人向内地政府表示：自己愿为中国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张国焘的意思随即作为“内部情况简报”，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示：
应当敦促张国焘断绝与美国人之间的联系。若能实现这一目标，不妨考虑为他提供一定的个人生活补助。
显然，张国焘并未接受毛泽东及中共的提议，此后他彻底放弃了归乡的愿望。直至1994年，张国焘逝世十五载之后，其妻杨子烈以92岁之高龄离世。据信，二人合葬于加拿大多伦多的松山墓地，位于五号区。
假如张国焘在当年应允中共的召唤重返，他的人生轨迹会否有所改变？这无疑是一个引人遐想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