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时候，邓颖超和周恩来认识了。
不过，他（指周）并没有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实际上，他当时好像迷上了另一位姑娘，那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藏着。
英格兰籍的女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里是这么写的。
而那个被隐藏的名字，就是张若名。
张若名和邓颖超是同学。在五四时期，作为天津女师的代表，他们曾一同去南开参加演讲大会，而且了解了周恩来。
那会儿，天津五四运动的学生队伍分成两拨：一边是由南开学校、官立中学和高等工业学校等男校组成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另一边则是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
可惜的是，受到封建传统思想的限制，这两个团体没有合力合作过，也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
之后呢，为了方便斗争，这两个组织的骨干们总结了以前的斗争经验，想着联合起来。周恩来听了大家的建议，觉得应该赶快把两会的核心成员先集中起来，组建一个比学联更坚强、更有战斗力的团队，作为天津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
这其实就是对那些传统封建思想的一次冲击，张若名挺支持这个观点的。
当时的张若名虽说只有17岁，但已经算是个思想非常先进的“新女性”了。她和周恩来等四个人一块成立了“觉悟社”，还热情地招募女同志加入。
那会儿，男女在一起被认为是不正经的事儿，为了不惹人议论，觉悟社明文规定，男女社员不能谈情说爱，周恩来也带头表态坚持“单身主义”。
张若名那会儿扛起了“妇女解放”的大旗，在《觉悟》的第一期里，她自己写了篇《“急先锋”的女子》，反应特别热烈。
在那篇文章里，张若名强调妇女解放的必要，提出来，女人不需要等着别人帮助自己解放，妇女的解放应该由她们自己动手，靠自己去争取。
这百年前的妇女解放口号，如今听起来依然是震耳欲聋、深有启发的。
不过，说出这些独立宣言的张若名，小时候却是在一个传统封建家庭里长大的。
张若名的祖父是保定清苑县的富商，家里条件优越，非常重视学习，所以她也因此得到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从上小学起，张若名就一直住在天津的叔叔家里，和叔叔家姐妹们感情挺不错。
虽然说张若名是个姑娘，但性格挺刚烈的，堂姐妹们提起她时都忍不住啧啧称赞，说她是女中豪杰。不过，她们也都知道，这份坚韧的性子也许并不是天生就有的。
小时候，父亲娶了二房，母亲就被冷落，天天哭哭啼啼。小若名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年纪还小就说过，“以后我削发为尼，不依靠男人。”
从小家庭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她，但也锻炼出她那毫不犹豫、独立坚强的性格。
在1919年8月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对“马良祸鲁”的运动中，张若名作为天津各界的十名代表之一，前往北京请愿。在此期间，张若名多次往返京津，与天津那些热血爱国的学生保持联系，沟通不断。
在进京代表刘清扬、郭隆真被捕，马骏等人被围困之后，张若名和周恩来等人带领天津的学生们，一共五六百人，奔赴京城去营救。靠着大家的努力和舆论的压力，最终中央政府只好放了那些被抓的学生代表。
1919年11月，“福州惨案”一事爆发，居住在福州的日本人当众打死爱国学生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引发了社会的强烈愤慨，大家抵制日货的情绪也变得更加高猛，天津新学联迅速行动起来。
12月20日，天津新学联联合组织了约十万天津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政府很快就加强了对学联的管理和限制，张若名他们的斗争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1920年头几天，张若名和觉悟社以及天津新学联的头头们，在天津法租界“维斯理堂”地下室里悄悄地开了连续三天的会，商量好了要再次带领学生和老百姓上街游行请愿。
1月29号，在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于方舟这几位领头的带领下，一千多民众跑到省长府请愿，想跟省长见个面。
对方请示之后说，省长答应会晤，但要求大家选出三四个代表，其余的人都得退出门外才行。
为了体现男女平等，示威群众选出两位女代表：张若名和郭隆真；男代表则是周恩来和于方舟。
没想到，四个人一进公署就被关起来，外头的示威群众也被镇压了。这事当时震动全国，被叫做“九一二九”惨案。
张若名的父亲得知女儿出事后，赶紧跑到狱里去看望，还想劝她一番。张若名情绪激动，气得他要和自己断绝关系。
周恩来在《警厅拘留记》中，回忆了当时张若名与郭隆真两位女生在狱中的情况：
在那寒气逼人的三九天里，她俩被关在一间没有火炉的破屋顶，两人挤在一块儿床板上。可即便如此，她们还是惦记着监狱外的战友，虽然牢狱生活让她们不断染病，但彼此关照、相互鼓劲，一起和狱方斗争，毫不低头。
在监狱里，张若名和周恩来互相打气、坚持战斗。只隔着一堵墙，虽然不能见面，但他们一直关心着对方的情况，彼此牵挂着。
他们彼此信任，甚至把一些秘密交托对方，防备出什么变故。周恩来把自己写的两篇稿子《独身主义》和《我的忏悔》交给找张若名保管，张若名也把狱中的日记递给他。
虽然他们在牢里一起受苦，感情也挺深，但那会儿两人都坚持“革命得单身”的观念，没人把心里的情感说得明明白白。
为了反抗当局的非法关押，狱中的张若名和一同被捕的伙伴们开始了绝食抗争。在监狱外，“觉悟社”的成员们联合法津学联，也纷纷行动起来，热烈支持他们的抗争。
他们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感动了不少人，也让当局的压力不断增加。北京的知名爱国律师刘崇佑，被他们的精神所触动，主动义务为他们提供法律辩护。
经过一番挺挺折腾，半年过去了，政府终于把那些被逮捕的学生都放了出来。
这半年在牢里拼搏下来，张若名的革命热情越发高涨，出狱后，她毫不犹豫地报了保定育德中学的留法预备班。
听说张若名要去法国留学，张父却坚决不同意，他硬是把女儿带回家，打算赶紧给她安排个婚事。
喊出“自由解放”的张若名怎么会甘心被那紧箍的婚姻绑住，于是，她只留下了一封断然的信，然后趁着夜幕跳窗逃走了。
她性格刚强，在信里表达出了自己的决心，还给父亲留下一句狠话：“别来追我，要追我我就跳海了。”
那会儿11月，张若名、郭隆真、周恩来等人一块儿到上海，登上了前往法国留学的轮船。
那会儿，周恩来跟张若名走得挺亲密的，和其他留法的朋友们也都觉得，他们俩挺搭的。
就连邓颖超也曾对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说过：“和你伯伯一块儿去法国的张若名，早就和他们有不少来往了。我曾经觉得，要是你伯伯那会儿不坚持单身主义，可能和她最般配，大家也都这么觉得。”
谈到张若名时，周恩来也和周秉德提过：“我们在天津一起关过半年牢，我挺清楚她的为人。”
当年18的张若名，毫不犹豫、满腔热忱地和好友们一块儿踏上了远行的路，准备去追寻梦想。谁知道呢，这一次法国之旅，竟然彻底改写了她的命运。
1922年的时候，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共同筹划下，“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法国正式成立，而张若名也成为了最早加入的成员之一。
由于张若名的法语口语说得特别顺溜，而且还是个女的，不容易被别人察觉，所以组织就让她负责和法共那边的秘密联络这事。
随着年龄增长和见识开阔，周恩来也逐渐明白，革命和恋爱其实并不冲突。他在家书中提到：“我虽主张没有家庭观念，但并不轻视爱情，不认为爱情和家庭可以完全划等号，我对此看法很坚决。”
接下来，周恩来和张若名这对共度难关的战友，彼此之间的感情也逐渐明了。
初恋的感觉真是美好得不得了，周恩来对此一直记忆犹新。多年以后，他在提起张若名和周秉德的关系时，跟他们的朋友说：“起初的确挺好。在巴黎的时候，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挺特别，主要靠互帮互助、互相学习。张若名法语不错，经常担任讲课的角色。”
在法国读书的张若名一直没有停止为争取妇女权益而努力。当听说邓颖超在国内创办《妇女日报》的消息时，张若名简直高兴得跳了起来，喜出望外。
她热情投入写稿子，和郭隆真一道给邓颖超写信，夸赞邓在妇女解放方面的奋战，还在《妇女日报》上发表了《现代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这篇文章。
一切都挺顺利地进行着，直到1924年的时候。
那时，22岁的张若名走过了挺多难关，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1924年初，列宁去世了。法共里昂支部打算办个追悼大会，想着也能让在法国的中共同志派人来参加。
不过，紧接着法国共产党方面又传来消息，说法国政府已经明确表态，不允许任何外国共产党员参加这次在里昂举行的追悼会。于是，他们就通知少共不用再派代表去参会了。
在这种局面下，少共领导人依然冒险行动，坚持派遣会说法语的张若名去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张若名在追悼会上的表现，很快引起了法国警方的关注。会后不久，她就被法国警方追查，接着还差点被驱逐出境，原因是涉嫌非法参加活动。
从那以后，张若名一直被当地秘密警察盯着，经常受到盘查，日子过得挺紧张。
差不多那个时候，组织安排郭隆真、周恩来等好友跟张若名一起去了法国，随后他们逐个离开，有的去苏联深造，有的则回到国内领导革命。
张若名只能继续待在法国。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她在少共组织内部受到审查，想申请去莫斯科学习也被否决了，组织还不给准许她私自回国，这让她早就与家里断绝联系，心里觉得特别委屈。
而且，跟组织负责人之间意见不合，经常遭受到刁难和挫折，革命工作也搞得挺不顺。
在种种压力之下，比如警方的监控、组织的审查，还有好友的离开，22岁的张若名最终决定退隐，专心去法国深造，不再涉及政治事务。
关于张若名打算离开组织的消息传到国内，这事儿把周恩来给震得不轻。
他觉得张若名不想再过提心吊胆的生活，所以才下定决心退出组织。他也劝她，希望她能正视问题，再坚强点儿，不要因为遇点委屈就轻易放弃。
张若名觉得自己已经累得不行，再也没有坚持下去的力气了。两个人最后因为想法不合，分道扬镳了。
因为战乱导致消息断断续续，好一阵子都联系不上，直到多年后，周恩来才在郭隆真那里，知道了当年自己调走后，张若名的一切遭遇，也终于明白了她为什么会选择退队的原因。
转眼到了1928年，26岁的张若名顺顺利利拿到了里昂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还正式开始了博士的旅程，也迎来了她在法国度过的第八个夏天。
当时她住在里昂北郊的一个公寓里。有一天傍晚，突然有人敲门，她没有预料到会有人上门。
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她已经好几年没见的老朋友，也是曾经的恋人——周恩来。
这次遇见真让张若名有些吃惊，虽然她已经花了四年时间去平静下来，可门一开，她还是忍不住心情激动得跳了起来。
周恩来跟她说，他在三年前结的婚，老婆名字叫邓颖超。
听到这些，张若名心里头五味杂陈，不知道是开心还是难过，还是有点后悔，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怎么个滋味。
不过，她很清楚一点，自从四年前下定决心离开以后，两人就走上了各自的路，再也无法回头了。
我是从莫斯科赶来的，途中有秘密警察尾随，所以……周恩来话到一半又止住了。
张若名立刻就领会了周恩来的意思，虽然她已经退出了革命队伍，但绝对不会背叛党和伙伴。
两人一聊完，周恩来就赶紧说再见走了，谁也没搞清楚啥时候还能再见。
两年之后，也就是说在1930年，28岁的张若名成婚了。
她的婚礼就选在里昂大学的礼堂里办的，新郎是杨堃。
杨堃也是个在法国留学的学生，婚礼的前一天，他刚刚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
他们俩是靠人介绍认识的。
当年，张若名离开了组织，靠着一位华人遗孀的扶持，孤身一人在法国继续读书，这让好友郭隆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后来，郭隆心里开始回忆起在法国留学的老乡杨堃，她热心地把两人牵线搭桥，还拼尽全力促成这两个出色青年的结合，希望他们能白头偕老。
这对夫妻确实挺出色的。到那年年底，张若名顺利获得博士学位，成了中国女性里第一位留法博士。
她的学位论文《纪德的态度》反响特别热烈，甚至得到了纪德自己的一番认可。论文连续在里昂和北平刊出，引得大家纷纷前去阅读。
拿到学位的第二天，张若名就和丈夫一道启程，准备回国啦。
1931年年初，张杨两人到达北平，算是“第一对博士夫妻”啦。不久之后，他们陆续收到了学校的聘任通知。
杨堃是民俗学的博士，他回到河北农大，继续执教，原本是被保送去法国留学的。接下来，杨堃先后在河北大学、中法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校讲授民族学、社会学以及社会进化史等课程，还担任了《鞭策周刊》的主编。
张若名被北平中法大学聘为文学院的教授，主要讲授法国文学课程，同时也负责心理学的教学。她还曾以文学院教授的身份，到中法大学附设的高中讲授法语课程。
张若名和丈夫携手合作，整理了大量河北和北京地区的儿歌童谣，以及与儿童有关的民谚民谣，编写了《中国儿童生活——民俗研究》。她负责法文部分的撰写和校对，这本书也因此成为最早向法国人介绍中国民俗的著作之一。
1947年底，杨堃收到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做教授，还担任系主任一职。
云南本身就像一个民族博物馆一般，去那边搞研究，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和人文条件，杨堃非常乐意。
为了丈夫的事业发展和家庭的和谐，张若名表示支持他的决定，并决定陪同他一同前往云大。到了云大以后，张若名依然担任中文系教授，主要负责讲授世界文学史和文艺理论课程。
1948年春天，张若名一家搬到了云南，那个“博士夫妇”也正式开始了他们投入教学和研究的时光，过上了比较安宁的书房生活。
到1949年底，昆明解放了，张若名成了云南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主要教文艺理论和世界文学史，还在外文系讲法语。
1955年4月，刚参加完亚非会议的周恩来，在经过昆明时特别约了张杨夫妇见面，这次见面的时间距离上次张周在里昂见面已经过去了28年。
他们一块儿吃了顿饭，聊得挺投机。周恩来还叮嘱他们夫妇，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要不断提升自己、改造自己。
那会儿，周恩来还代表邓颖超向张若名问了个好。回来之后，邓颖超还怪他，为什么没带张若名的照片回来，她都几十年没见过若名姐了。
周恩来也没想到，那次在昆明的碰面，竟然变成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1958年，张若名去世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不仅感到震惊，还满心悲伤。曾经他们和张若名一起为反帝反封建拼搏，一起为寻找救国的真理努力过，现在他这么宝贵的战友却突然走了，心里真是难以平复。
在《我的法兰西岁月》里，有一幕场景，看到的人都忍不住掉眼泪。
周恩来和张若名刚到法国的第一天，就去看了巴黎铁塔。虽说眼前风景很美，可他们心里那份苦涩，真是忍不住跑出来了。
张若名感叹道：“巴黎真是太漂亮了，太宏伟了，可一想到咱们的祖国，那边还那么贫穷、愚昧、落后，不禁心里有点难受。为啥我的国那么落后，为什么她就要这么落后？”
周恩来满怀信心地跟她说：“中国肯定会崛起的，到那时候，洋人到中国，会像你一样，面对强大的中国掉眼泪。”
他们曾经走过中国那段最动荡的岁月，见识过这片东方古国的无助与颓败，也欣赏过法国的繁华与富裕，可最后都选择了回到故土，回到那满目疮痍的祖国，为中华的崛起倾注全部。
周恩来和张若名之间，不应只用男女之情来形容，而是并肩战斗、携手革命的战友情谊。他们作为党的儿女，在面对生死时，愿意将遗言托付给对方。这份情谊，比一个人的生命还要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