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莫斯科会议：超英十五载
1956年，党内就经济工作中是否存在急躁冒进现象展开了激烈讨论。对此，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反对急躁冒进的观点并不赞同。然而，关于究竟应采取何种方针来推进建设，他仍在深思熟虑之中。
这使毛泽东十分兴奋。他回答说：“预计在十五年后，苏联有望超越美国。”
此消息令毛泽东兴奋不已。他回应道：“十五载之后，我国或许能赶超，乃至超越英国。”
毛泽东依据其与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波立特及高兰的交谈内容指出，预计在十五年之后，英国的钢铁年产量将由目前的两千万吨跃升至三千万吨，而中国届时钢铁产量有望突破四千万吨。
胡乔木追忆道：“毛主席对此次会议的成果甚为满意。恰逢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毛主席此刻确实觉得胜利的天平已倾向我们一方，于是他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的口号。毛主席认为，我们可以尝试追求更快的发展节奏。只要动员起群众，特别是全国范围内的群众，生产力的飞跃将指日可待。”
毛泽东致电国内，针对1956年的“反冒进”运动提出批评，强调今后不应再提及“反冒进”一词，并指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勇于“冒进”。
二、杭州会议：“放恩来的火”
毛泽东同志归国之后，便马不停蹄地召开一系列会议，深入探讨如何实现更快发展的议题。12月8日，他告别了北京，前往华东地区逗留了约莫一个月。毛主席深感当时北京的气氛略显沉闷，相较之下，华东的空气则显得更为生动活跃，因此他意图通过地方的发展来激发北京的活力。
12月16日与17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了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与会者还包括柯庆施、舒同、曾希圣、刘顺元、江渭清、叶飞、江华等人，共同审议浙江省委提交给省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次年1月1日，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返杭州，并在2日至4日期间，继续参与毛泽东召集的会议。除了上次会议的与会人员，此次会议还吸纳了胡乔木、陈丕显、林铁、石西民、张春桥等新成员。
在杭州召开的这两次会议，讨论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等。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脾气。周恩来等提出过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指柯庆施）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接受你的这套做法，你在说什么？我这几年来连预算都不看了，你直接强迫我签字。’”
毛泽东向周恩来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称：“《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究竟是‘个人崇拜’还是‘偶像崇拜’？不论原因如何，各地的报纸和大小刊物都进行了报道，影响颇大。因此，我被指责为‘冒进’的始作俑者。为何军队人数增加了数十万，招收工人学徒的人数也增加了百余万？我认为各部门对形势的估计都存在不足，为何要增加人员以对抗右倾保守？我对此感到困惑，也不清楚其中的原因。”
然而，杭州之会并未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迎来令人满意的结果。
三、南宁会议：周严批
1月6日，周恩来回到北京，为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作准备。考虑到1958年的预算和年度计划等需要研究确定，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是否在人大会召开前先开一次党内会议讨论一下。毛泽东表示同意，并亲自写了准备到南宁去开会的通知，通知写道：“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6(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十天会，20号完毕（中间休息二天到三天，实际开会七天到八天）。”他还提出，会议期间“由谭震林负责中央事务，总司令担任总指挥。陈毅负责国务院工作。”
1958年1月11日，南宁会议如期举行。然而，在毛泽东所指定的与会人员中，陈云、邓小平、张德生、潘复生均未出席；周恩来总理因需陪同也门巴德尔王太子返国，抵达南宁的时间不得不推迟了两天。原定议程旨在回顾首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成效，并探讨第二个五年计划及未来长远规划等议题。然而，在南宁会议的首日，毛泽东便提出了“反冒进”议题，进而将对此议题的批评推向了高潮。
毛泽东强调：“切勿使用‘反冒进’这一术语——它涉及政治层面。事实上，问题并不在于全面，而是局部有所过激，如过多地动员了工人和学生，以及过度支出，这些问题需要纠正。当时若不提及‘反冒进’，便不会引发一阵风潮，从而避免失去以下三方面：一是追求快速、高效和节约；二是实施四十条纲要；三是推动促进委员会。这些都属于政治范畴，而非业务问题。单个问题出现，及时调整即可解决。过去‘库空如洗’和‘市场紧张’的状况，经过半年便有所改善，形势已转变。对于六亿人口的国家，是成绩为主还是错误为主？是维护积极性、激励干劲、勇往直前，还是泼冷水、泄气？”
翌日，毛泽东便从工作方法这一维度进一步阐发他的见解：“我们必须留意，最令人担忧的是六亿民众精神不振，若失去斗志，那便极不可取。群众观念应立足于六亿人口之基。在分析问题时，应明辨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至于工作方法，我期望能够有所改进。此次长途跋涉，邀请同志们前来，是总理所提议，我本无意过多谈论，心中颇有几分沮丧。”他继续说道：“右派的攻势，使得一些同志几乎沦入与右派相仿的境地，彼此间仅相距五十米。”这些措辞犀利的批评，使得会议的气氛自始至终都显得异常紧张。
1月13日，周恩来乘坐飞机抵达了南宁。与此同时，柯庆施亦同日抵达。当晚，毛泽东邀请周恩来与刘少奇进行了一场深夜的交谈。
在16日的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他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无法写出。”毛泽东进一步表示：“你主张‘反冒进’，而我则是反对‘反冒进’的！”
在聆听毛泽东的批评后，周恩来以及与会诸位副总理均感到心绪不宁。经济秘书顾明，当年陪同周恩来一同前往南宁参加会议，事后回忆道：“几乎每日夜晚，李先念、薄一波等同志都会齐聚总理身边，直至深夜二三点钟，他们热议如何进行自我批评。那时的会议气氛尤为紧张。”
1月17日，毛泽东在听取各省市汇报的过程中，持续对“反冒进”现象进行批评。他指出，“反冒进”是对他所著《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所发起的挑战。他回忆道，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提出：“既要抵制保守主义，也要避免急躁情绪。”然而，这一立场却将他置于孤立之地，却又试图借助他的影响力。一方面，他们不愿麻烦他；另一方面，却意图利用他来攻击他人。“未曾预料到，这种‘反冒进’的氛围会如此形成，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
历经杭州两次会议的周恩来，对于毛泽东的批评虽有所预谋，却未曾料到毛泽东会如此激愤，将问题推向如此严重的地步。1月19日，毛泽东单独约见周恩来进行交谈。此后，大会的讨论得以持续。会议从晚上八点有余一直延续至深夜一点多钟。
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对“反冒进”问题承担了责任。他说：“反冒进”这个问题，一段时间（1956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他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会、农业四十条、多快好省，影响了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减少了基本建设项目。更重要的是，它束缚了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使得我们坚持群众路线的方针受到了损害。“这一方针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悖，实际上违背了主席的方针。不论主观意图如何，执行这一方针，都会导致方针性的违背，而这种不自觉的违背，其严重性和危险性愈发加剧。”周恩来明确表示：“对于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应承担主要责任。”
1月20日，毛泽东发表见解称：冒进的浪潮是由全国人民的热忱所激荡而成，其既是利好，也存有部分弊端，“反冒进”运动则将前进的步伐置于次要位置。翌日，他在会议中进行总结性发言时指出：“自1958年起，我们应继续推进思想和政治革命，但需将重点转移至技术革命领域。”针对“反冒进”议题，他着重强调其教训所在：“此运动不仅抹杀了三重事物，还将若干同志推至与右派近乎相似的境地。”
如此措辞之重，令众多人噤若寒蝉，难以再提出异议。
1月23日拂晓时分，南宁会议圆满落幕。当日下午，周恩来与刘少奇并肩返抵首都北京。
四、北京：政扩会
在2月1日至11日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于首都北京隆重召开。周恩来同志在此次会议中发表了题为《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报告。李先念同志和薄一波同志则分别就《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及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以及《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这两个报告在南宁会议期间，曾由周恩来同志亲自审阅并加以修改。报告明确指出，1958年不仅要求工业生产在数量上实现重大突破，更需在质量上实现同步飞跃。
本次会议明确指出，1958年的钢铁产量目标为620万吨。该目标系依据南宁会议的精神所确立。观察这一数字，虽较之以往有所提升，却并未偏离常规的发展轨迹。
2月22日，周恩来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回到北京。这时，北京正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继续批评“反冒进”问题。不过，同南宁会议时相比，会议的气氛缓和了许多，因为，一些搞经济的同志“睡不着觉，吃安眠药”，毛泽东认为：“我们仍需依靠这些同志来处理事务，除此之外，别无他人。”
关于“反冒进”的性质，毛泽东在18日的会上说：“1956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的总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毛泽东还说：“‘冒’是有一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今年下半年，你们将见证一次更为显著的冒进，我认为其程度将超过以往。”
这时，像周恩来这样受到严厉批评的一些领导人不能再发表什么不同的意见。他们必须顾全大局，不能不郑重地考虑毛泽东不久后所说：“若处理不当，我党恐将面临分裂，一分为二之险境。”
五、成都会议：周检讨
“此前在南宁，我们已覆盖半个国家：华东、中南、华南三个区域，东北有欧阳钦，华北有刘仁，西北有张德生，西南则是李井泉。此次成都之行，预计在三月上旬，我们将就此进行一番讨论。”
此次成都会议于3月9日至26日成功举办，与会人员不仅包括政治局委员，还涵盖了中央各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会议选址在成都郊区的金牛坝，于金牛宾馆内隆重举行。
3月9日，会议首日，毛泽东再次强调“反冒进”的重要性。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冒进”，二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他明确表示，倾向于选择“冒进”的方式，因为这种方法有助于解决众多问题。
从3月9日至26日的十八天会议中，“毛泽东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他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他也谈到，在建设速度上要留有余地，“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但是，他更多地谈的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提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毛泽东认为：“总结过去八年的经验至关重要，‘反冒进’是一项方针，南宁会议已就此展开讨论，目的在于达成共识，便于开展工作。”
周恩来在会议期间发表了两番讲话，其中一番是对外交工作的全面总结，另一番则是继续对“反冒进”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与检讨。
在探讨“反冒进”议题时，周恩来基于毛泽东指出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当时，我未能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未能深入群众和实际，仅局限于会议室与办公室之内，更未能洞察到，随着所有制变革，解放的生产力正催生一场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我们却只见物不见人，注重实际而非空谈。我对此负有主要责任，所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实际上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一主流的压制，从而不仅未能促进，反而阻碍了发展，未能实现‘多快好省’，反而走向了‘少慢差费’，四十条方针也因此被搁置一旁，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并非仅仅是战时赤字与和平赤字的差异，尽管这两种赤字存在条件上的区别，但对于我们共产党人而言，解决这两种赤字的策略是统一的，那就是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当时，我确实没有这样的认识。直到右派的教育、主席的提醒以及群众的实践启发，我才逐渐意识到，这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一个方针性错误。进一步而言，也就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解放生产力，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缺乏足够的认识，自然难以抓住问题的核心。”
尽管毛泽东觉得会议中“思想交流略显不足，这似乎是一个不足之处”，然而，“此次会议在解决问题方面较南宁会议有了更大的进步”，他表示：“会议开得很成功，核心问题归结到了方法论上。”对于周恩来的自我批评，毛泽东指出：“若将其作为经验和方法的例证，则是可行的。但这并非一个责任问题，也并非反复要求进行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和北京我们都已讨论过这些了。”显然，周恩来的检讨并未完全满足毛泽东的期望。
成都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及《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等共计37项文件。在积极倡导“反冒进”精神与鼓足干劲的氛围中，会议所确立的经济目标相较于2月份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第一本账，有了显著提升。具体而言，农业总产值增速从6.1%上调至16.2%；工业总产值增速则从10%上调至33%。
为确保此次会议成果得以稳固，并以更具权威性手段确立所形成的决议，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场全国性的党代表大会。鉴于距离上一次全国党代会的召开仅有一年多的时间，故此决定采取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形式举行，这在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实属罕见。
成都会议落幕之际，中共中央迅速着手筹备即将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同志启程离开成都，途径重庆，沿三峡而下，抵达武昌，召集华东与中南地区的部分省委书记，旨在传达成都会议的精神，凝聚共识；同时，刘少奇同志返回北京，负责主持修订在成都会议上通过的、拟提交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草案）。
六、北京：八大二次会议确立总路线
3月27日，周恩来与邓小平、陈云一同返回北京。自南宁会议以来，周恩来便陷入了深重的思想挣扎，亟需一处宁静之所，以便静心梳理这几年的经济工作，探究其中的失误，以及毛泽东自南宁会议以来反复批评的症结所在。然而，抵达北京后，他却被繁重的外交事务所累，尤其是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所涌现的问题，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一位曾服务于周恩来身边的同志回忆道：“回望过去，那应是周总理最为痛苦的一段时日。然而，面对工作，面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他始终未曾流露出一丝一毫的疲惫，对工作的态度依旧一丝不苟，全情投入。”
5月5日至23日，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5月5日下午三时，大会正式开幕，由毛泽东主持。会议听取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和邓小平作的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对国内主要矛盾作出这样的分析：“在过渡时期，即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在某些特定领域表现为尖锐的、生死攸关的敌我矛盾。”报告进一步强调，党的工作重心应当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正式提出了毛泽东同志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号召全党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系统地改进国家工作，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坚定不移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而奋斗。
在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建设路径的探讨中，着重指出：“建设速度问题，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面临的首要挑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始终持有坚定的立场，即推崇快速高效的建设方法，坚决摒弃拖延低效的做法。然而，部分同志对此仍存有所谓的“右比左为佳”、“慢比快为好”以及“小步慢行为佳”的陈旧观念。因此，我们有必要持续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
在审订这份报告的过程中，毛泽东补充了这样的论述：“呈现出马鞍状的走势，两端高而中间低。从1956年至1958年，我们在生产领域经历的先是高潮，后是低潮，再是更加强劲的高潮，即所谓的跃进、保守再到大跃进。这样的发展轨迹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马鞍形的走势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自5月8日起，大会发言接连不断，持续十天之久。期间，"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大胆实践"的强烈呼声，成为了压倒一切的主旋律。
七、周恩来深陷痛苦
在大会期间，周恩来与陈云就“反冒进”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在此之前，毛泽东于5月15日晚，分别与陈云、周恩来进行了冗长的私下交谈。
▲1958年周恩来
究竟如何进行这次检讨，周恩来陷入了深重的思想斗争。据他身边的一位秘书所言，他们不忍心见到周恩来独自坐在办公桌前郁郁寡欢，于是找了一间闲置的屋子，安置了一张球桌，希望借此让他得以外出活动。自5月10日起，周恩来便开始着手进行细致的准备工作。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当年协助周恩来整理检讨发言的秘书范若愚记述道：
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曾对我言道，待返京后，需准备一份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演讲稿，并提议我暂居于总理办公室的宿舍数日。抵达北京后，我便遵命入住总理办公室，静候周恩来同志安排工作。一日，周恩来同志告知我，他的发言着重于自我检讨，缘于之前所犯的‘反冒进’错误，此问题已在南宁会议上被提出。然而，我未曾陪同他前往南宁，亦不熟悉该次会议的具体内容，直至此次交谈，方始明了。
周恩来同志曾向我下达指示：以往在起草文件时，他总是先阐述内容，而我则负责记录并整理成书面文本。然而，此次发言却有所不同，因为这涉及我个人的自我反省，文件不能由他人代笔，必须是他口述一句，我记录一句。我仅在文字衔接上稍作调整。周恩来同志还提到，关于他此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经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主要原因是他的思想未能跟上毛泽东同志的步伐。这充分说明了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在阐述完这些情况后，周恩来同志便开始着手撰写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一句，我记一句。
恰逢此时，陈云同志来电，然而电话中的话语我只捕捉到寥寥数句——电话机配备了增音设备。周恩来同志的发言，我则听得一清二楚。通话结束后，他的话语变得愈发缓慢，有时竟需五六分钟才能成句。我察觉到，在“反冒进”这一议题上，他内心深处存在着矛盾，因此难以找到合适的言辞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面对这样的状况，我建议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得以静心构思。待他想妥当一段话后，再召唤我前来记录。我认为，此时若继续陪伴在他身边，对他而言，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重负，可能会干扰他的思维和措辞。周恩来同志赞同了我的建议。那是一个深夜，已近午夜十二点，我回到宿舍，简单披上衣服便躺在床上，随时准备应召而出。
在第二天凌晨2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我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情况讲了以后，邓大姐说：“跟我来，我要带你去找他，让他口述内容，你负责整理成文字。”于是，我跟随邓大姐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两人就此话题争执许久，最终周恩来同志虽不情愿，还是同意了口述内容，而我则返回宿舍整理笔记。在讨论学习毛泽东思想时，我引用了一句成语：“我与毛主席同舟共济，日夜相伴，但在思想层面上，我尚不能与毛主席同步……”当我将整理好的笔记呈给周恩来同志审阅时，他看到“同舟共济，日夜相伴”这句成语，严肃地指正了我。他指出，在整风运动之前，这样的成语尚可使用，但之后则不宜再提。他还说：“这也反映出你对党史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周恩来同志在表达这些时，几乎眼含泪水。
最终，他亲自一字一句地进行了修订，并额外增补了几段内容，随后打印成稿，递交至政治局常委及书记处审阅。稿件退回后，周恩来同志审阅完毕，指示我将批注内容抄写清晰，并重新打印。在审阅政治局常委及书记处提出的意见后，我注意到“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表述已被删除，而有些则被修改得较为轻微。看到这些改动后，我心中的紧张情绪才得以舒缓。然而，我发现在这十多天的起草过程中，周恩来同志的两鬓白发又增添了不少。
八、周恩来深入检讨
周恩来在大会上所作检讨中，谈到“反冒进”的错误时说：“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1956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他又谈到这一阶段的思想变化说：自己对毛泽东指出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这一点，“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并未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所指出的‘反冒进’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上的方针性错误，问题的严重性正是由此产生。”
这时，人们还没有经历“大跃进”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许多问题还看不太清楚。周恩来尽管陷入巨大的痛苦中，仍力求把问题想通。他在检讨发言中说，促使他重新来考虑这个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1957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反冒进”的问题全面否定1956年的建设成就，把1956年跃进中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面冒进”，并且进一步否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因而在1957年6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转折点”。“而更重要的教育，还是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重新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促进派’的宣告，接着有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整风。同时，我又接触了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些群众实际活动。”而过去对群众的积极性估计不足，他说：“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那就是我国农业已经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农业，而非个体经济的农业。从个体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五亿多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必将克服种种困难，在农业战线上取得令人意想不到的辉煌胜利。那些持有右倾保守观点的人，只看到物质条件，却忽略了这一决定性的因素。”
数日之后，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再度重申了上述几点理由，并言：“此乃契合实际之考量，故在半年来开展的整风运动中，我并无任何抵触情绪，唯有深切体会到自身在思想认识和觉悟方面的不足。”在讲话中，周恩来亦提出了对工作改进的多项建议，并着重指出，今后务必深入研读毛泽东的著作与指示。
5月23日，大会步入尾声，当日成功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莫斯科会议报告以及修改农业发展纲要的决议。紧接着，5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并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李富春和李先念则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之所以让李富春和李先念两位同志加入书记处，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将国务院及其各部所面临的问题提交书记处进行讨论。
九、周恩来建议“是否续任总理适宜？”
在八大二次会议落幕之际，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是否适宜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的疑问。与此同时，彭德怀亦向中央表达了不再担任国防部长职务的意愿。
6月9日，毛泽东于中南海游泳池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就他们所提出的请求进行讨论。会议最终作出决定：“他们应继续履行现有的职务，无需进行任何变动。”
财经小组由12位成员组成，陈云同志担任组长；政法小组共有5名成员，彭真同志出任组长；外事小组包括6位成员，陈毅同志担任组长；科学小组由6人构成，聂荣臻同志担任组长；文教小组则由10名成员组成，陆定一同志任组长。
6月16日，该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传达至各省、市、自治区。毛泽东在其批示中强调：“这些小组直属党中央领导，直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汇报。大政方针由政治局制定，具体部署则由书记处负责。我们只设立一个‘政治设计院’，绝不允许有第二个。在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上，实行一元化领导，党政职能不区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则由政府机构及其党组负责。对于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权提出建议，但最终决定权仍属于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与党中央共同拥有监督检查的权力。”
此时，周恩来面临着艰难的境地。尽管如此，他恪守党的意志，毅然承担起这份重任，步履维艰地向前迈进。
自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围绕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讨论至此暂告一段落。周恩来、陈云等人立足于实际，提出的反对急躁冒进、尊重经济规律的正确观点遭遇重大挫折。毛泽东对“反冒进”的过度严厉指责，引发了强烈政治压力，使得异见之声一时难以再被提出，党内生活陷入不正常状态。众多党员干部积极拥护毛泽东的立场。因此，左倾错误迅速蔓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狂潮，无人能够阻止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