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称“4821”
今日，公众对于“4821苏修特务案”鲜有了解，唯有那些年岁较长或对那段历史有所研究的个体，尚能唤起些许记忆。“4821”代表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其成员曾在前苏联接受高等教育，学成归国。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不幸卷入“4821苏修特务案”，遭受审查，并不同程度地遭受了迫害。
“文化大革命”落幕之际，得益于胡耀邦的关注与推动，“4821苏修特务案”得以全面昭雪。自此，“4821”这一名称便成为了他们之间较为独特的简称，甚至他们自己有时也会采用这一称呼。
▲在1948年10月14日，李鹏（图中排居左一）与他的留苏同窗合影留念。
1948年伊始，我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为孕育新中国建设所需的人才，党中央作出决策，精选了一批能力卓越、政治坚定的年轻干部。他们将被送往前苏联接受正规高等教育，以期培养出我们自己的技术精英，归国后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此项派遣工作由中共东北局亲自负责执行。经过周密筹划，东北局最终确定，选拔对象为革命烈士的子女及高级领导干部的后代，共计21名。
叶挺烈士的长子叶正大、次子叶正明；叶剑英将军的千金叶楚梅；李硕勋烈士之子李鹏；王稼祥的义子朱忠洪；任铭鼎之女任岳；任作民之子任湘；高岗的外甥江明；刘伯坚烈士之子刘虎生；杨棋烈士之子杨廷藩；肖劲光将军之子肖永定；邹韬奋之子邹家华；张宗适之子张代侠；张浩（林育英）之子林汉雄；罗亦农之子罗西北；罗炳辉烈士之女罗镇涛；项英将军之女项苏云；贺晋年之子贺毅；高岗之子高毅；崔田夫之子崔军；谢子长之子谢绍明。
这些人士均为我党高级干部的子女，他们所踏过的人生旅途，比一般百姓子女更为坎坷与曲折。在21位成员中，有13位是烈士的遗孤。这个团队中的每位成员都承载着一段不凡的故事，以及令人动容的苦难身世。
最担忧儿子。
李鹏，李硕勋烈士之子。李硕勋是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长期领导地方武装斗争。1931年7月，时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的李硕勋被敌人逮捕后，自知自己将遭杀害，便给妻子赵君陶写了遗书，信中说：
“我在琼州已坦率承认，判决的日子恐怕即将到来，我也将同你们永别。在战场上，每天都有无数生命陨落，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在我离世之后，请不要过于悲伤。请务必好好抚养我的孩子，你应设法将他送回家中，同时也要努力实现自我独立。我的遗体自会有人妥善安葬，请千万不要前来，再三叮嘱。此信于九月十四日写下。”
在临刑之际，李硕勋除向妻子赵君陶留下遗书之外，亦致信香港挂牌行医的中共地下党员柯麟之妻陈志英。信中言道：“英姊，素未谋面，然闻你与我的妻子相交颇深，故特地托你转达此信。我之死，不必挂念，但愿你代为安慰她。同时，恳请代为照料她返乡之路。请转告她向肥兄处索取数百元作为归家之资，并务必妥善安置好儿子。此托，勋于九·十四。”
李硕勋临刑前的两封遗书中头等重要之嘱，均是“望善育吾儿”“根本把儿子安顿好为要”之语，他为革命把一切都置之度外，唯一的是放心不下儿子李鹏。李硕勋在狱中大义凛然，忠贞不屈，不久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8岁。李鹏在抗战胜利后从延安来到东北，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
▲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前，邓颖超与李鹏（后排右）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邹家华邹韬奋，一位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以及出版人，育有长子。自1926年起，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生活》周刊，自此便投身于新闻出版的伟大事业，并积极参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运动。他不仅在上海及全国范围内担任了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职位，还坚决抵制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在那个国家危机深重、亟需救亡图存的年代，邹韬奋成为了引领时代的号角与旗帜。
周恩来曾言：“在其笔触之下，孕育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团结之魂。”邹韬奋于1944年7月24日不幸仙逝，中共中央追认其为中共的正式一员。邹家华早年投身新四军，随后进入华中新四军建设大学深造，并于1946年被调至东北。在接到前往前苏联深造的通知之际，他正担任中共松江省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的要职。
谢绍明谢子长烈士之子，谢子长。1925年，他诞生于陕西省安定县。自红军时期起，他即投身革命事业，年仅13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谢子长，作为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奠基人之一，于1934年秋季在一次激战中受伤，翌年春季不幸离世，享年38岁。在牺牲之际，他将西北红军的指挥权托付给了刘志丹。
谢绍明，在历经选拔后得以留苏深造，于1945年，他以干部团成员的身份被派往东北。在那里，他担任了赤峰市的区委书记以及武工队的政治委员。在当时的21位成员中，谢绍明不仅年龄最为长幼，而且资历也是最为深厚的。
▲二战罗西北（左），苏联间谍
罗西北罗亦农烈士之子。罗亦农，中共早期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曾积极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及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的要职。不幸的是，1928年4月，罗亦农英勇被捕并壮烈牺牲，当时年仅26岁。
罗西北，于1926年岁末在上海降生。他的父母均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因此，年幼的西北只得由外婆悉心照料。在15岁那年，他踏上了前往前苏联国际儿童院的求学之路。1945年8月，他被前苏联派遣至齐齐哈尔，肩负起情报工作。此后，他又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深造。
刘伯坚遗书三封
刘虎生我的父亲，刘伯坚烈士，是一位声名显赫的革命先驱。早年，他远赴欧洲投身勤工俭学，后又在长征途中留守中央苏区，坚定地投身于武装斗争。1935年3月4日，在一场激战中，为保护部队顺利撤退，刘伯坚不幸腿部中弹受伤，不幸被俘。
▲刘伯坚夫妇
自被捕之初，刘伯坚便立誓以生命捍卫信仰。在囚禁生涯中，他曾致信陕西的兄嫂三次，然遗憾的是，其中一封不幸遗失。信中，他倾诉了坚定的信念：“我自塘村被捕之际，便决意以死殉道，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洒尽热血。”
信中，刘伯坚将儿子虎生、豹生、熊生托付给兄嫂：“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他并嘱咐：“孩子们在完成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便应投身工厂劳作。未具备自食其力之前，不宜早婚，三十岁结婚亦非晚。如此，方可避免早生子女而自添烦恼。”
3月11日，刘伯坚被押送至“绥署”的候审室。尽管从监狱到此处仅有数百米的距离，敌人却意图在精神上击垮刘伯坚的意志，并试图在民众中制造“杀鸡儆猴”的效果，因此特意给他佩戴了沉重的脚镣与手铐。从监狱的后门走出，他被押解经过大余县最繁华的青菜街（今称建国街）。面对众位乡亲，刘伯坚神态庄严、气宇轩昂，慷慨吟诵：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1935年3月21日，是刘伯坚最后的日子。他向敌人要来了笔墨，给妻子王叔振写了最后一封信：“亲爱的叔振同志：我的绝命书与遗嘱，你必然能够得见。我直接将它们寄往陕西凤笙大嫂以及五、六诸兄嫂手中。请你不要过于悲伤，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为中国革命而奋斗，切勿放弃革命的前线；同时，请竭尽所能，抚养虎、豹、熊三幼儿长大成人，继承我那光荣的革命事业。我的安葬之地在大庾梅关附近。午时十二点即将到来，我将走上刑场，再也无法继续书写。谨以此致最后的革命敬礼！刘伯坚，三月二十日，于大庾。”
写上不朽诗篇《囚歌》
叶正大、叶正明身为北伐时期杰出将领叶挺之子，叶挺曾指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这支军队被誉为“铁军”。他积极参与并领导了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在抗日战争中担任新四军军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叶挺先后被软禁于江西上饶集中营的李村、广西桂林、四川重庆以及湖北恩施等地，直至抗日战争取得胜利。遗憾的是，1948年，他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1939年，叶挺一家抵达澳门。图中左起第一位为叶挺，第二位为叶正大。
叶正大因悉心照料母亲，故留居故土；叶正明及其弟华明、妹扬眉，为宽慰父亲，共同承受了三年的软禁之苦。父亲不幸离世后，叶正大与叶正明被接至延安。随着党中央从延安的撤退，他们历经辗转，最终抵达哈尔滨，并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潜心研习俄语。
1941年“皖南事变”，叶挺被囚禁后，已深知自己处境的艰难，写了15页纸的个人一生回顾，总结一生，七次失败，无怨无悔。并用一首小诗，来概括自己的人生观：
不辞艰难哪辞死，
生死原来相游戏。
只问此心无愧怍，
赤条条来光棍逝。
在囚室之中，他挥洒笔墨，铸就了气吞山河、流传千古的壮丽诗篇——《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怎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林汉雄身为张浩的幼子，他于1929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九）降生，因而被昵称为“重阳”。那时，他在延安保小接受教育。张浩，亦名林育英（林彪的族兄——编者注），系我党早期的一位工人党员及工人运动领袖，担任过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并曾出任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援西军以及一二九师的政治委员。不幸的是，张浩于1942年3月在延安离世，享年45岁。
大革命失败后，张浩同志在武汉。为了筹划年关暴动，原准备通过兵工厂秘密运出武器，但被敌人发现而失败了。面对重重困难，张浩同志提出：“自力更生，制造炸弹，誓将革命进行到底！”此言一出，地下党同志们即刻各展其能，在家中紧张忙碌起来。
在一天深夜，几位同志正在张浩的家中尝试制作雷管，却不幸引发了爆炸，这一声响动惊醒了街上的敌巡逻队。正当他们打算从后窗潜逃时，突然意识到张浩刚满月的女儿还在屋内床上熟睡。张浩的爱人涂俊明同志不幸被炸伤，视力受损，加上夜色浓重，时间紧迫，她在小床上摸索一番，却未能触及孩子。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她咬紧牙关，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房间。最终，敌人未能抓到他们，却利用孩子布下了一个诡计。
翌日，敌人在张浩同志的住所门外悬挂了一张告示，其内容大致透露，前夜该宅遭遇火灾，屋主下落未详，仅剩一位幼女孤身幸存。若有人知晓屋主行踪，敬请速速告之；亦或愿意将孩子接走抚养。
在遭遇敌人阴险企图之际，张浩及妻子心如刀割，却坚决拦下了意图接回孩子的战友。张浩同志语气坚定地表达：“革命征程中牺牲在所难免，人人都有可能遭遇厄运。然而，与人民的福祉相较，这又何足挂齿？身为革命者，我们必须着眼于未来，这是至关重要的。”
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却以残忍手段，将汉雄的姐姐——一个仅满月的幼女，用沸油活活焚烧。面对如此惨痛的遭遇，汉雄的父母革命意志坚如磐石，他们“为党的事业，不惜家、不惜命”的誓言未曾动摇。不久，汉雄的母亲不幸被捕，不满两岁的汉雄随母亲一同步入了监狱。在那段长达两年多的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中，汉雄因营养不良，身体发育出现畸形，头部异常增大，身体却相对瘦小。即便是在“保小”的学校里，同学们仍亲切地给他取了个外号——“肉脑”。
▲张浩于1942年在延安不幸离世，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亲自抬棺送其灵柩。
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当时，肖永定正就读于延安保小。1931年，肖永定在上海呱呱坠地之际，他的父亲却远在闽西，那是一片被白色恐怖所笼罩的红色根据地。父亲以他所在的地点名“永定”为儿子取名。1937年，肖永定在姨母朱仲丽的陪伴下，从湖南外婆家抵达延安，这才得以与当时担任军委参谋长的父亲相认。抵达延安后，父亲将肖永定送入了延安干部子弟学校就读。
任湘任作民的父亲，投身革命事业于1920年，同年便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2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被派往苏联远东的赤塔地区，领导工人运动，并担任“工人之路”报的主编，同时兼任该报的党支部书记。1925年，他被召回国内。同年，任湘的母亲范友莲也从乡下来到任作民的身边。然而，任作民又被派往武汉工作。当时，范友莲身患肺病且怀有身孕，不幸被捕入狱。身怀六甲，又病体孱弱，她不仅要承受牢狱中非人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不久后病情急剧恶化。在组织的多方营救下，她终于重获自由。然而，出狱不到一个月，任湘便出生了。仅仅两个月后，范友莲便离开了人世。
党中央派遣毛泽民同志，肩负着将任湘同志的母亲遗骸及幼小的任湘一同送回其故乡——湖南省湘阴县上双冲的重任。幼小的任湘因体弱多病，叔叔在泪水中含着悲痛，将看似已无生息的孩子送出门外。得知消息的慈祥外婆，悲痛欲绝地奔跑上山，解开包裹孩子的草席袋，将孩子紧紧抱在胸口，在外婆的温暖体温中，孩子竟然又恢复了呼吸。自此，任湘便与外婆相依为命，共度余生。
任作民曾两度身陷囹圄：首次是在1928年四月，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的他遭到拘捕；第二次则是1932年，担任山东省委书记期间。随着国共合作的再度启动，在党中央与国民党当局的协商下，董必武成功将其从“武昌反省院”解救。此后，任作民被任命为湖南省特委书记以及西北局秘书长。遗憾的是，他在1942年于延安病逝。而任湘则是从西安办事处抵达延安，曾在边区师范学校深造，后转至延安自然科学院继续学业。
朱忠洪是王稼祥的义子。
高毅他是高岗之子。高岗当时担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一职。高毅亦曾在苏联的国际儿童院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彼时他正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进行预科学习。
江明此人为高岗的外甥。抗战胜利之际，他自延安迁至东北，投身于土改工作团的行列。
四个年轻人
四人青年，自幼在延安保小共同成长，继而又一同踏入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的殿堂，最终均投身于东北野战军通讯参谋部，并肩作战。他们分别是：
杨廷藩杨棋烈士之子。杨棋，西北红军中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英才，曾历任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副大队长、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红27军84师师长等职。不幸的是，他在1936年的东征中英勇牺牲。
张代侠张宗逊将军的侄子，出身于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的重要将领家族。他的父亲，张宗适，在革命早期便投身革命事业。他曾担任陕西省首个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渭南赤水特支的书记，隶属团中央直属支部，随后又担任共青团渭南县委书记、中共陕东特委委员、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等要职。渭华起义不幸失败，张宗适因此被敌人通缉。因劳累过度，他患上肺病，终日咳血不止。在阴冷潮湿的红薯窖中，他被迫躲藏，不见天日，既无医药救治，亦无食物供应，不久便离世，年仅22岁。张代侠的母亲无法承受孤儿寡母的苦难，最终选择自杀，离开了人世。当时，他的二叔张宗逊正远在外地担任红军职务，三叔年幼未婚，代侠便在同族的大家庭中艰难度日，以乞食为生。
贺毅原红二十七军军长、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的嗣子。
崔军崔田夫，原陕北特委书记、西北工委代理书记，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行政公署主任，其子亦显赫一时。
在这群共计21人的队伍中，四位女孩子的存在尤为引人瞩目。
叶剑英的长女叶楚梅1928年，叶剑英的妻子在上海诞生，她后来成为了邹家华的伴侣。广州起义遭受挫败之后，叶剑英迅速将妻子及其当时唯一的儿子秘密送往香港安置。在女儿降生前，他便投身于革命的风暴之中。直至1937年，他因受伤返回广州进行手术，9岁的楚梅这才得以首次与父亲团聚。
1945年，年仅十七岁的楚梅历经艰辛，终于抵达了延安。她在那里停留了不到两个月，父亲便将她送入了东北民主联军，让她成为一名战士。这位在广东长大的女孩，对东北的生活感到极不适应。她每日身处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之中进行训练，手脚因冻疮而疼痛不已。然而，楚梅咬紧牙关，逐一克服生活中的重重困难，在艰苦的环境中默默磨砺着自我。
▲1950年，在苏联，叶楚梅（位于右侧）与蔡和森的次女蔡转（居于中间）及其他同学一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罗镇涛罗炳辉烈士的子女。罗炳辉，我国工农红军与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官，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诞生于云南一个彝族贫瘠的农奴家庭。1929年，罗炳辉毅然投身于中国工农红军，此后，他历任团长、旅长、纵队长、军长等要职，其一生堪称是一部“从奴隶到将军”的传奇。遗憾的是，他在1946年6月因病不幸离世。罗镇涛自幼被寄养于他人家中，直至后来才得以寻回。
任岳任铭鼎女，任作民侄。
项苏云项英同志，新四军的政治委员，育有一女苏云，她后来与林汉雄结为夫妻。苏云同志于1931年在上海降生。在她出生之前，父亲已经踏上了前往苏区的征程。直到1938年，项英同志重返延安，出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苏云才得以与父亲重逢，这也是她与父亲之间唯一的相聚时刻。
这些同学们的父母，正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中流砥柱，同时也是共和国的奠基者。因此，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铭刻着一段饱含血泪的历史。在幼年的心灵深处，他们所体会的并非高干子女的优待，而是与父母并肩，为人民的福祉而不懈奉献的精神。
出国
在这21位成员中，有19位是中共党员。遵照上级的指示，他们组建了一个党支部，该支部直接接受东北局的领导。经过一番民主选举，谢绍明、李鹏与崔军脱颖而出，成为了党支部的委员。在此之中，谢绍明被任命为支部书记，并肩负起此次活动的领队重任。鉴于罗西北在俄语方面的出色表现，他被选为翻译，并肩负起与苏联联共中央的联络工作。
1948年8月末，一行21人在启程前往苏联之前，中共东北局于哈尔滨国际俱乐部特意举办了一场送别宴会。东北局的主要领导，包括高岗、林彪、陈云、李富春等，均莅临了这场宴会。宴会上，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受党组织之托发表讲话，对这21名即将赴外留学的人员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与严格的要求，并明确提出了三项纪律：首先，务必刻苦学习，确保学业能够顺利完成；其次，在选择专业时，要紧密贴合我国建设的实际需求；最后，在留学期间，必须全力以赴投入到学习之中，严格禁止涉足感情纠葛。
在谈及第二项纪律之际，东北局领导高岗与林彪郑重地向他们传达：“你们的先辈们，历尽艰辛，英勇奋战，为打下江山洒尽热血。如今，新中国的诞生已然顺理成章，无需你们再奔赴战场。你们每一位都应全心全意投入到技术学习中，力求成为我国领域的翘楚。至于政治与军事，也就无需再远赴苏联深造。”
1948年秋，一群怀揣梦想的青年们登上了火车，自哈尔滨出发，踏上了前往前苏联的征程，从而开启了他们留学生活的崭新篇章。
深受列宁的名言“苏维埃政权与全国电气化，即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的激励，李鹏、林汉雄、罗西北、贺毅、崔军和肖永定六人，为了归国后能全面主掌一座大型水电站从勘探到发电的整个流程，勇敢地选择了投身于当时世界级水平的苏联四大名校之一的莫斯科动力学院水电系，进行深造。李鹏和林汉雄专攻水轮机和发电机技术，崔军与贺毅选择了水工筑坝专业，罗西北致力于水能的规划和利用，而肖永定则进一步深造于电机领域。
在这张照片中，位于后排左侧第五位的是李鹏，他与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校友们在莫斯科郊外的疗养院共同留下了这难得的集体纪念。
邹家华、刘虎生、张代侠等杰出人才，均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报考莫斯科鲍曼工学院，亦即闻名遐迩的莫斯科机械学院。该学院曾是前苏联赫赫有名的六年制理工高等教育学府，其学术地位堪比我国之清华大学。
叶正大、叶正明、朱忠洪等，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莫斯科航空学院深造。叶氏兄弟之所以投身航空领域，源于两大动因：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急需加速航空事业的发展步伐；另一方面，那发生在1946年的“4·8”烈士事件，一场震惊中外的悲剧，成为了他们一生中难以磨灭的痛楚。在那场灾难中，他们的父母和弟妹不幸遇难。
谢绍明与叶楚梅携手将莫斯科大学选为他们的求学圣地；杨廷藩、任岳、罗镇涛等则将莫斯科财经学院纳入了他们的报考范畴；项苏云的目光投向了莫斯科纺织学院；任湘则立志于投身莫斯科地质学院；而江明则将莫斯科农学院视为自己的学术归宿。
任弼时在与前来探望的任湘、任岳会面时表示：“我并不同意将我国学生派往苏联深造政治学科。回顾历史，那些远赴苏联学习政治的国人，往往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沼。”事实已经证明，我党在政治领域正日益走向成熟，无需再依赖前苏联来培育政治人才。他进一步阐述道：“同样，我也不提倡派遣留学生赴苏联学习文科。我认为，我国留学生应当专注于工科领域，深入研究工业知识。至于具体的专业选择，则应基于个人的兴趣和专长来决定。”
任湛建议纺织行业拥有无限潜能，但我国在纺织业并非居于劣势。鉴于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饶，新中国成立初期，迫切需挖掘丰富的地下资源。基于这样的考量，他果断作出决定，将原先报考莫斯科纺织学院的心愿，转向了莫斯科地质学院。
起初，任岳心仪的目标是莫斯科财经学院。但在听取了任弼时对其志愿填报的建议之后，他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做出了改变，选择了投身理工科大学。
两位同学请假。
1950年2月17日傍晚，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内，毛主席与周总理热情地接待了前来访问的留学生群体。在此场合，毛主席亲自为项苏云、张代侠、任湘、叶正大、林汉雄、崔军等同学一一挥毫题词。“光辉照耀”、“勇往直前”、“深耕矿业领域”、“构筑我国坚不可摧的空军力量”、“电气事业亟需发展，望你们勤奋学习”、“电业的发展势在必行”。此外，他还为在苏联学习的全体留学生共同题写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壮志豪言。
毛泽东题：开发矿业
周总理亲笔为每一位成员及全体留苏学生题写的箴言，无一例外，皆是“勤勉奋斗，刻苦钻研”。
在集体题词仪式圆满落幕，掌声如潮之际，毛主席随即走上讲台，发表了一番讲话。他郑重地说：“我希望各位在留学的日子里，务必铭记三件事情：首先，必须勤奋学习，真正掌握建设祖国的过硬本领；其次，要敢于吃苦耐劳，鉴于我国目前仍处于贫困阶段，生活上切莫与苏联的同学们相互攀比；最后，必须加强体育锻炼，因为拥有健康的体魄至关重要。即便你们掌握了丰富的知识，若没有强健的体魄，将来回国也难以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参考《毛泽东对留苏学生的演讲》）
遗憾的是，在总计21名同学中，竟然有两位同学因健康问题未能圆满完成在苏联的学习任务。
谢绍明抵达苏联之后，因长时间无法适应当地的气候和自然环境，不幸罹患了肺病。到了1950年，他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难以继续学业。在无奈之下，他不得不选择中途辍学，返回祖国寻求救治。
在谢绍明归国的时刻，他召集了21位同事，共同举行了一次会议，其目的是传达上级组织的关键指示并部署相关任务。经过一场公正的民主选举，李鹏、邹家华、任湘三位脱颖而出，成功当选为新的支部委员会成员。新组建的支委会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分工，李鹏被任命为支部书记。随后，李鹏再次获得广泛认可，荣任学生会主席之职。
叶楚梅位列提前归国者第二位，尽管她全身心投入于学业，健康状况却急速恶化，咯血的症状愈发加剧。恰在康克清（朱德夫人——编者注）访问苏联之际，她便借此良机，将身患重病的楚梅一同带回祖国。
在这张记录叶剑英与家人欢乐时光的温馨照片中，从后排左侧起，依次排列的是：叶选平、叶选宁、邹家华、叶楚梅、吴小兰以及叶向真。
促成两大事
“4821”党支部深感骄傲的是，在伊万诺沃的驻留期间，他们积极向国内党组织揭露了国际儿童院中部分中国儿童的状况，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央决策，决定将这些孩子接回到祖国的怀抱。
1948年的冬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那些年岁稍长的中国学子纷纷完成了学业，大多继续在莫斯科深造。朱敏——朱德之女，因二战期间不幸被德军掳入集中营而耽搁了数年，此刻仍正就读于高中。其余的孩子们，年纪多在十岁上下。他们中有的自幼便被送至苏联，有的则在苏联的土地上呱呱坠地；有的虽能说上一两句中文，却也有不少人对母语一无所知，对祖国缺乏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更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发现，当时的儿童院管理层对在院中国儿童显现出明显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
面对这些情形，谢绍明在归国前夕，亲自牵头起草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函件，其中详细阐述了当前状况及“4821”支部会的共识。信中直言，我们普遍认为苏联战后的境况并不乐观，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对儿童教育的投入亦显不足。随着祖国的解放，我们拥有了将孩子们接回国内接受教育的可能。为此，我们建议将他们遣送回国，待他们在国内教育体系打下坚实基础之后，再返回苏联继续深造。
谢绍明将此信转交给了与他一同归国的王稼祥。
陈祖涛回忆道，大约在1950年左右，我国驻苏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戈宝权曾向他咨询关于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的情况，并亲自陪同前往考察，查看了留院中国孩子的名单。同年上半年，苏共中央作出重要决策：“同意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培养的中国公民子女送返祖国（附送名单）；并委托苏联红十字会及红新月会的执行委员会（由霍洛德柯夫同志负责）在本年7月至8月期间做好送返儿童的准备工作，并将他们送往贝加尔斯克车站，以便由中国代表接收。”1950年8月，数十名中国孩子得以重返祖国怀抱。其中许多人日后还前往苏联深造，接受了高等教育。
在伊万诺沃的逗留期间，“4821”支部还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他们在儿童院图书馆意外发现了一宗极其珍贵的档案宝藏。这批资料中，包含了若干罕见照片，以及长征时期干部所撰写的回忆录。此外，还有这些干部在苏联深造期间所记下的各类笔记，以及第三国际时期的档案文件。支部随即向东北局汇报了这一发现，并建议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收集与整理，将这些宝贵资料安全运回国内，加以妥善保管。
1950年的八九月间，我国派出的首批留苏学子踏上了莫斯科的土地。这些留学生均由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进行统一管理。在此过程中，“4821”党支部宣告解散，其成员与新党员们合并，并根据各自所在学校的具体情况重新组建了党支部。自此，该党支部与东北局之间的联系亦告断绝。不久之后，李鹏被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委以重任，担任中国留苏学生会总会主席，同时他也加入了大使馆的留学生党委。
学子们凭借惊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斗志，跨越了语言及各种难关，夜以继日地勤奋钻研。辛勤耕耘终有收获，这批留学生不负党和人民的厚望，在毕业考试成绩揭晓之际，众人的成绩几乎全部达到了5分（苏联当时采用的评分体系为5分制），最低分亦为4分，罗西北更是凭借所有课程均获5分的优异成绩圆满毕业。
回国
1954年左右，这些留苏学子完成了学业，踏上归途。彼时，祖国正沉浸在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之中。他们并非烈士子女或高官后代，无需特殊的身份或待遇，而是心甘情愿地投身基层，选择去往那些条件艰苦的地区。
当时，领导将李鹏安排在机关担任秘书职务，他却坚决表示渴望投身基层，最终他被调至吉林丰满发电厂工作；邹家华与叶楚梅一同被派往沈阳第二机床厂；谢绍明则被分配至哈尔滨飞机工厂；叶正大、叶正明则被派驻沈阳飞机厂；贺毅原定分配至水电总局北京勘测院，然而他主动要求下沉一线，遂与崔军一同前往江西上犹江围堰工区。
罗西北初在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的北京水电院度过了两年的工作时光，1955年年底，他转至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一待便是十个春秋；林汉雄则被分配至北京，然而他并未安于机关工作，而是主动选择了到北京官厅水库担任职务……这二十一位学成于苏联的归国人才，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默默耕耘，收获了令人欣慰的成果。
▲李鹏与夫人朱琳
“4821案”
谁能料想风云突变，在“文革”期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之际，他们这21人竟被诬为“苏修特务”，“4821苏修特务案”亦沦为康生主掌、中央三办挂牌的大案。在那段黑暗岁月里，他们历经重重磨难与坎坷。
水电领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饱受冲击，成为这场运动的重灾区。正当“文化大革命”的狂澜席卷全国之时，罗西北以其总工程师的身份，全情投入于建设黄河刘家峡水电站的工作中。他不仅在道德品质上，亦在工作业绩上均无可挑剔，因此即便“文化大革命”持续两年，罗西北亦未遭受任何形式的批斗，成为了当时刘家峡工程局中唯一得以保全的领导干部。
然而，在1968年6月，罗西北骤然沦为“最深藏匿的阶级敌人”，一夜之间，批判他的大字报如同潮水般涌满了刘家峡工程局的大院。随后，他被强制从事打煤砖、挖掘臭水沟的苦役，甚至被派去清扫女厕所，以此对他的人格进行羞辱。
随后，罗西北被囚禁于狭小的“牛棚”之中，被迫详述二三十年前所经历的每一件琐事，包括在东北从事地下工作时所发送的电报内容。若不能满足专案组的要求，他们便对他进行反复的折磨与摧残。他们将关押他的“牛棚”窗户用牛毛毡严密封堵，将小空间变成了一个漆黑一片的牢笼，吃喝拉撒睡皆不得离开屋内。就这样，一位铁骨铮铮的汉子被彻底击垮：罗西北的身体和精神均濒临崩溃，甚至出现了神经系统的反应症状……
▲罗西北和家人
在“文革”爆发之际，崔军担任着黄河青铜峡工程局的副总工程师，同时兼任质量处理办公室主任一职。随着“文革”的深入开展，众多资深同志与业务精英接连被打倒，使得青铜峡工程的整个生产陷入了无序与混乱之中。
1967年7月24日，青铜峡工程局的“联总”与“工司”两派“革命”组织在青铜峡黄河大桥爆发了激烈的武斗。一名青年工人在夺取火车头的“战斗”中不幸坠落，被火车碾轧致死。事后，崔军前去看望了这位不幸青年的父亲——一位资深的浇注工人，并发表了数句安慰之词。然而，令崔军始料未及的是，他的这几句安慰之语竟被扭曲，成了挑动群众相互斗争的铁证。次日清晨，“打倒杀人凶手幕后策划人崔军”的巨幅标语便赫然出现在街头。数日之后，崔军不仅被冠以“杀人凶手”的恶名，还被扣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在尚未完全弄清真相的情况下，他已被不明不白地推向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沦为人民的公敌。
1967年7月的尾声，一个夜幕低垂的晚上，大约十点钟左右，崔军的家门突遭一群佩戴着“造反”红袖章的人潮涌入。他们指着崔军的鼻尖，大声斥责他为“杀人犯”“苏修特务”。紧接着，崔军家中存放的技术资料、从苏联携回的书籍、毕业证书、生活照以及笔记，一一遭到革命小将的粗暴对待，有的被撕扯，有的被摔得粉碎，散落一地。崔军与苏联学生、教师的合影，以及他在黑海休假期间与同学一同畅游、晒太阳的照片，都成了他通敌卖国、生活堕落、从事特务活动的铁证。那些珍贵的专业技术资料和文艺书籍被毁，照片和纪念品则被搜刮一空。崔军随后被囚禁于牛棚，失去了人身自由。
自那以后，他每日身负二十余斤重、刻有“杀人犯、苏修特务崔军”字样的大铁牌，头顶着高达二尺、由十五圆钢筋制成的高帽，身着涂满侮辱性字眼的纸衣在街头游荡，遭受拳打脚踢，被粗大的钢筋棍抽打，饱受屈辱与折磨。造反派剥夺了他的全部工资，每日仅提供一毛钱的食粮。这一毛钱，崔军每日仅能勉强果腹，却仍需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如操作风钻、搬运水泥等。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两年。
与罗西北、崔军情形相仿，“4821”中的其他人亦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磨难与摧残。
谢绍明在沈阳接受隔离与审查期间，日常生活仅限于两项活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承受批斗之苦。在饮食方面，他只能以窝窝头和咸菜为主食。
邹家华被囚禁于所谓的“牛棚”之中，酷暑时节，竟被剥夺了饮水之权，无奈之下，他只能在餐后洗碗之际，趁着旁人未曾留心，偷偷饮下那些洗涤餐具的清水。1968年，他与叶楚梅夫妇因莫名的罪名被捕入狱，直至1970年方才重获自由。
朱忠洪在长春被错判为“现行反革命”，精神遭受了重创。在“文革”落幕的前后，他来到了北京，却不幸失去了音信，既不见其踪，亦不见其尸。
献国家大功
1980年6月22日，胡耀邦在约谈电力部的李锡铭与李鹏时，李鹏向其汇报了“4821”的相关情况。胡耀邦随后要求李鹏提供一份名单，李鹏即刻列出19人的名字。翌日，胡耀邦便将这份名单批转给了宋任穷。宋任穷审阅后，于25日指令中组部的几位副部长进行传阅，并强调需对这21人进行更深入的考察与了解。
“我认为有些同志可能尚未充分发挥其作用。有必要与他们的上级共同进行考察，以确保对他们职位的安排是否适宜。”
在1981年二月，我国对电力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李鹏同志被任命为部长兼党组书记。
▲1984年10月2日，李鹏于北京百万庄与岳父朱己训（居中前排）及家人合影留念。前排右一为朱琳，后排自左至右依次为李小鹏、李小琳、李小勇。
在胡耀邦的关注与推动下，至1981年末，“4821”计划中，邹家华、叶正大、贺毅等人已被提升至副部级领导岗位，而林汉雄与谢绍明则被列为副部级后备人选。至于司局级领导职务，则由任湘、萧永定、杨廷藩、罗西北、叶楚梅、崔军、叶正明等人担任，刘虎生亦即将被晋升为副局级。此外，还有四位同志担任处级职务，两位工程师以及一位一般干部。
自那时以来，在余下的21人之中，罗镇涛虽已离世、朱忠洪亦下落不明，然而其余同仁均在其本职工作中崭露头角，担任要职，为国家的发展建设贡献了卓越力量。
▲1999年10月3日，一场名为“4821”的留苏同学聚会隆重举行。在聚会的中排中央，李鹏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李鹏与邹家华曾分别担纲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之要职，以及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
林汉雄曾担任国家建设部部长一职，而叶正大中将亦曾身居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之位。二位均深度参与了五种型号飞机的设计与研制工作，为国家科技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荣获了多项殊荣，包括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及二等奖，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颁发的“胜利”功勋奖。
谢绍明曾担任国家科委部长级顾问及党组成员，他积极参与了万里同志倡导的国家科技扶贫项目的具体策划与实施。肖永定曾任职于轻工业部副部长，罗西北则曾担任原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兼党组书记，同时身兼原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副董事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原水电部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以及原水电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殊荣。
贺毅少将曾担任武警水电指挥部主任一职，他于建国初期开创了混凝土大块、高块浇筑大坝电站的先河，这一创新至今仍被沿用。贺少将先后参与了葛洲坝、刘家峡、三门峡、三峡等众多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崔军少将则曾任职于武警水电指挥部副主任，他成功在海拔高达4400米的区域建立了羊卓雍湖水电站。
叶正明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顾问，并荣任中国对外应用技术交流促进会的主任。而任湘，则曾执掌北京地质局，担任北京市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同时亦身兼中国地质学会副会长和中国能源研究会副会长之职，被誉为“中国地热之父”。
叶楚梅曾担任机械工业部机床局副局长一职，杨廷藩曾主管国防科工委，刘虎生则曾执掌国家经委科技局。众多同仁亦在其各自领域内肩负要职，或成长为技术领域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