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荣曾是红四方面军总部通信队的队长，在1933年川陕根据地部队调整期间，他亲眼见证了任玮璋独立师的改编过程。当时，红四方面军正在与田颂尧的29军激战，前线的战士们拼死抵抗敌人，但后方却问题不断。
任玮璋年轻时在川军杨森的部队里担任旅长，后来带领两千多名袍哥兄弟加入红军，成为独立师的师长。但他的一些老问题没有改变，他带领的部队纪律松弛，士兵经常骚扰百姓，甚至通过私人关系泄露情报，给前线作战带来了很大麻烦。
事情要从1933年2月中旬说起。那时候，田颂尧的部队分成了三路，向南边的通巴地区发起了进攻。红73师、红11师和红12师各自负责抵抗。为了确保侧翼的安全，大巴山北边的游击队被编成了红29军，这支队伍有两千多人，装备了两百多支枪。
2月14日，这支军队正式成立，军长是陈浅伦，政委是李艮，副军长是王大舜，政治部主任是程子文，下面有两个团。2月18日，敌人发起了全面进攻，攻势猛烈，我们的阵地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总部在通江召开了会议，听取了前线的汇报后，决定派徐向前和陈昌浩去检查防御情况。
那天是2月20日，我和队伍同徐向前、陈昌浩一同前往长池，那里正是红73师和11师交接防守的地方，敌人攻势猛烈。下午我们抵达了中魁山，到了晚上便到了73师的指挥所。
政委张广才和参谋长王振亚报告说，后面那些地主和土匪闹得很厉害，新招的兵背景各异，独立师的军纪最差。任玮璋还袒护那些犯错的兵，张逸民甚至连自己人的信件都管不住。王振亚还提到弹药不好用，后勤运输也很困难。陈昌浩听了，决定要好好整顿整顿独立师。
然后，我去了红11师和红12师，发现两个师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后方捣乱的人很多，部队很疲惫。回到通江后，我把情况告诉了张国焘，决定缩小防御范围。
从二月二十八日开始，部队开始转移驻地，到了三月十八日，红七十三师放弃了南江，红十二师则转移到了清江渡。从三月十九日起，敌人开始准备第二阶段的进攻，战斗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整顿队伍，处理后方事务，打击地主恶霸和土匪，还招募了不少民工，运输队伍一下子扩大到了几万人。
就在这个时候，任玮璋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三月底，我带着通信队，与陈昌浩等人以及两百多名同志一起前往观光山独立师。同行的还有副主任傅钟、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以及警卫营的战士们。
到之后，开了个会，会上说任玮璋、张逸民等人要接受调查，部队也要重新整编，这事儿由刘杞来管。有个副团长跳出来反对，结果被绑了起来。第二天，进行了整编动员，按团和连的单位来，宣布了命令，谁要是不服从，就直接抓起来。
惩罚罪犯的方式是把他们推入一个大坑，然后让周围的人轮流用石头砸下去，许多人都以这种方式被处决了。如果有人不肯动手，也会被当作犯人一起惩罚。那些被推下坑的人会哀求旁人动手，害怕连累他人。这件事在整个军队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部队调整后，大家被分到了不同的地方。我负责护送任玮璋等人回通江，到了洪口场就把他们送进了监狱。没过多久，他们就被认定是通敌的罪名处决了。而刘杞则被调去做了赤北县的县委书记。
这件事之后，部队的规矩变好了，行动也更加小心。但是，它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直接导致红29军1团发生了叛变，马儿岩的军部遭受了血腥的屠杀，陈浅伦、李艮、程子文等人不幸遇难。因此，总部变得更加警惕，管理也更加严格。任玮璋虽然因为起义有功，但最终还是因为自己的老毛病害了自己和部队。最后，他和张逸民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也是历史对他们的公正评价。
任玮璋是广东人，早年从泸州的军事学校毕业，之后加入了四川的地方军。他为人重情重义，尤其讲求江湖义气。在1935年2月1日的南江起义中，他带领两千人加入了红军。原本，独立师的任务是守卫后方，但由于士兵们的老毛病未改，时常骚扰百姓，甚至暗中与川军勾结，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张逸民是老党员，在川军中待过很久，对那些不良风气早已司空见惯。刘杞作为政委，决心整顿部队，但面对的阻力相当大。
整顿行动并非毫无道理。前线战斗正打得如火如荼，而后方却出现不少问题。敌方情报十分准确，攻击总是集中在结合部，这里面肯定有叛徒在捣鬼。我在前线视察时，发现各个师都反映弹药不足、运输困难、民工招募不足。这些情况都和独立师军纪松散有关系。总部于是决定采取机动防御策略，引诱敌人深入，同时着手整顿内部。
通信队在那次事件中可是出了不少力。我们一拨一拨地翻过了那高高的大巴山，次数多得数不清，就是为了及时传递命令。那个过程可真累人。去独立师的时候，全队的人都带着枪，警戒工作做得非常严密。会议一结束，整编工作就马上开始了，一天时间就全部搞定了。还有那次，对几十个罪犯执行死刑，手段确实很狠，但那时候这么做是为了起到震慑作用。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经过集体讨论后，对这件事做出了决定，这可不是一个人就能拍板的。任玮璋事件在全军上下引发了很大震动，大家的战斗意志也更加高涨了。不过，这件事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红29军出现了叛变，军中的几位领导还被杀害了，损失非常严重。后来，总部组织了对反革命分子的清理排查，这才让根据地重新恢复了稳定。
红四方面军在那个时候遇到了敌人的三路围攻。从3月到6月，田颂尧他们不断发起进攻，我们则选择收缩防线，成功消灭了不少敌人。到了7月以后，我们开始拓展根据地，还成立了川陕省。而任玮璋事件，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事，它也让我们看到了部队扩大后人员成分上存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