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权伸同志战斗在冀中七分区

 产品展示    |      2025-07-24 03:26

在抗日战争那会儿,冀中七分区上上下下,不论男女老少,都知道这儿有位于司令。于权伸同志啊,从鬼子打进来到投降认输,一直是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早些年叫第二军分区)的头儿。抗战头几年,有党带着,还有老百姓帮忙,他领着队伍打鬼子、联村庄、斗坏蛋,跟分区里其他头头一块儿,带着部队跟鬼子“扫荡”、“蚕食”对着干,狠狠打击敌人,开辟地盘,把这块平原上的抗日根据地给扎扎实实建了起来。有那么一阵子,局势不好,地盘快保不住了,他还是跟大伙儿一起吃苦受罪,硬是挺了过来。后来,咱们力量大了,鬼子不行了,他就带着大家拔掉一个个碉堡,攻下一座座县城,给大反攻、解放战争攒足了劲儿。他对七分区的建立、守住、恢复、发展,那是出了全力,跟这儿的老百姓感情深得很。提起他的名字,就想起冀中七分区人民的抗日历史,两者是分不开的。

“卢沟桥事变”那会儿,于权伸同志在东北军的一个连里当连长,并且刚刚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他走上革命这条路可不是碰巧,而是因为在旧社会为了寻找活路,经历了不少坎坷和磨难。

他来自原来的辽宁省西安县,不过现在这个地方属于吉林省辽源市的东辽县了。小时候,他念完了高小,但因为家里穷,上不起学了,就在家务农干了两年活儿。后来,他借钱上了初中,之后又想去考师范,可是每次都没念满一年,就因为交不起学费而退了学。

二十一岁那年,他加入了东北军,开始做起抄写工作。到了二十三岁,他考上了东北军第七期讲武堂分校,毕业后先做了见习生和排长。到了二十九岁,他已经当上了东北军一一九师六四七团的连长。他勤奋努力,也受过些训练,有些本事,但因为没靠山,一直得不到提拔。做排长时,因为逃兵拐走了军装,他被扣了两个月的工资;做连长时,全连没唱好《三民主义》歌,他又被罚了款。这些事让他慢慢看清了旧军队的腐败,再加上东北老家沦陷,国家又面临大难,他心里感到非常苦闷。

一九三六年七月,我去西安接受了一个月的训练,期间碰到了讲武堂的老同学。他们跟我讲了许多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故事,比如红军生活多么不容易,打仗多么勇猛,还有被俘的官兵如何受到优待等,这让我开始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真正的了解。到了“双十二事变”之后,团长吕正操从西安返回,他在我们团里搞了个东北抗日先锋队。一九三七年一月,经沙克介绍,我也加入了。我们每个月都会聚一次,学学政治、聊聊时事,还商量怎么改进部队。在连队里,我们废除了打骂士兵的旧习,提倡民主,还设了个意见箱。周末时,我们会开军人大会解答大家的问题,财务也公开了,士兵还能参与管理伙食,每月都公布账目。另外,我们还搞了不少文体活动,教大家识字写作文等等。这样一来,连队里真是焕然一新了。

一九三七年五月,六四七团因为些新出现的问题让上级起了疑心,结果就被解散了。于权伸同志跟着吕正操同志带的一个营,被编入了驻守石家庄的一三〇师六九一团,当上了九连连长。不久后,我们党派来了杨经国同志,在九连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到了六月,通过杨经国同志的介绍,于权伸同志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三十三岁的他,正式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七七事变”之后,六九一团跑到永定河那边去打仗,后来又跟着五十三军往南撤。他们在藁城的梅花镇和日本鬼子干了一仗。打完之后,吕正操团长听了党的安排,掉头往北,搞起了敌后游击。到了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号,他们在晋县的小樵镇摇身一变成了人民自卫军,吕正操当上了司令,于权伸则成了第九大队的大队长,带着先头部队,一路经过深泽、安国、博野、蠡县,打下了高阳县城,还收拾了冀东保安队里的殷松山那一伙。

老百姓自卫队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忙下,开始建政府和各种抗日小组,还不断壮大抗日队伍。到了十一月,队伍分成了三个团,二团的团长由于权伸同志来当。到了十二月中旬,吕正操和孙志远同志带着大部队去平汉路西训练,于权伸同志听了聂司令的讲话,学了很多党的抗日大联合和游击战的打法,还学了红军怎么管理、教育和做群众工作的好办法。这让他更加明白革命的意义,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在敌人后面打游击、建抗日根据地的决心。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团回到了冀中,这次他们主要活动在蠡县一带,帮着地方上搞工作。于权伸带着队伍突袭了保定南关,没过几天,又打了保定东南东石桥的敌人据点。为了防止敌人反扑,他赶紧带着营连干部去查看地形,划分好打仗的地方,定好了怎么打仗和火力怎么安排,战士们连夜挖战壕、修工事。后来,他们转移到了蠡县城北的南北于八村,结果第二天一早就被敌人一个中队给包围了。于权伸马上指挥队伍反击,把敌人赶出了村子。打了一整天,把大部分敌人都消灭了,还打死了敌人的中队长,活捉了七名日军,缴获了一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还有好多步枪。另外,还拿到了中队长的战刀和大衣。南于八这场仗,是冀中地区第一次狠狠打击敌人的大战。这一仗打赢了,打破了日军不败的说法,让军队和老百姓都特别振奋,也提升了我军的声望。上级还给奖了一面锦旗和四百元慰劳款。

一九三八年春天,于权伸同志负责让清苑的四十八个村子联合起来,并开拓清苑地区的工作。这片地方的地主们弄了个联庄会,有一千六百多个不干活只拿钱的人,还有三四百把枪。他们自称保护地方,却不让我们的部队进村,也不给军粮。我们二团打完仗路过东固村时,联庄会还打伤了我们一连长,派去交涉的人也被他们扣住了。为了争取这部分武装力量,我们就假装朝天上开枪吓唬他们。联庄会觉得自己理亏,才肯坐下来谈。我们开了好多次会,还找他们的头头私下聊天,给他们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耐心说服教育,终于做通了上层人物的思想工作。我们消除了他们的疑虑,争取到了中下层的人心。再加上我们积极打鬼子,部队纪律又好,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联庄会最后就同意加入我们,成了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支队。

博野地方的民间武装队伍(那时候已被反对共产党的人控制了)也一直琢磨着要把这支队伍收为己用。一听说他们打算接受我军的任命,就立马对他们动手了。于权伸同志根据联庄的请求,立刻派了两个营的兵力去救急,帮他们解了围。后来,我们又继续劝说他们正式加入我们的队伍,换上了军装,还派去了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成立了支队指挥部,并且把队伍分成了三个大队。同时,他们还跟地方上的人一起,到各个村子里去宣传动员,建起了抗日组织,就这样,这一片地区的工作局面就被打开了。

一九三八年五月,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合并成了八路军,并且组建了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还有各个军分区。这时候,于权伸同志被选为第八支队和第二军分区的司令员。到了七月,第二军分区在蠡县正式成立,设立了分区机关。这个机关下面管着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营,这三个大队是由原来的人民自卫军的二团、六团、七团改编过来的,分别叫做二十二大队、二十三大队和二十四大队。从那时候起,军分区就算站稳了脚跟,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也开始越来越顺利地发展了。

一九三八年冬天,于权伸同志带头跟老军阀张荫梧的民军干了一仗,反对他们搞内讧。

“七七事变”后,坏蛋军阀张荫梧跑到了山西凌川县。他为了管住博野的民军,不让他们跟共产党作对,就派了张存实去当民军司令,吴嘉谟当参谋长。张存实以前可是共产党员,还在博野当过我们二分区的副司令,他不同意张荫梧那套,结果张荫梧的亲信吴嘉谟,还有二团团长张文祥、三团团长李侠飞,就不乐意了,他们带着两个团往南跑,去找张荫梧,路上还狠心杀了我们地委宣传部长宋振恒等四位同志,这就是那个“安平惨案”。到了冬天,张荫梧又不安分,派了王长江来当民军副总指挥,带着三个团想来收拾跟我们亲近的民军第一团,还想占安国、博野、蠡县这些地方,好扩大他的反共势力。

冀中军区让二分区直接回应,开始打那些顽固的家伙。于权伸同志毫不犹豫地接下了军区给的任务,安排了三个大队准备迎战。到了十二月十六号,民军先动手,向我们二十二大队开了枪,我们军队立刻全面反击,天亮没多久就把仗打完了。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坚持“你不惹我,我也不惹你;你要惹我,我绝不饶你”的原则,而且打得既合理又有分寸。动手前,我们还成功说服了民军第一团保持中立,并让王长江站到了我们这边。这次反击,民军里除了少部分往南跑了,吴嘉谟带着的大部分人都被我们俘虏了,我们赢得了这场反摩擦战斗。按照冀中军区领导的命令,我们把缴来的武器都还回去了,然后让王长江带着这些人去河间训练,后来他们就被改编成了冀中民军。

1939年夏天,于权伸同志率队去开拓藁城和无极那片地方。那时候,大刀会势力大,掌控着藁无地区,他们的头头侯老信和聚老迈被日本人封为了伪保安团的正副团长,不让我们的队伍进去。我们费了好大劲才说服他们,结果他们带着上百号人带着武器来谈判,还想动手。我们采取了先收拾头目、再分化他们的办法,立刻就把侯老信和聚老迈给抓了。接着开了群众大会,把他俩背叛国家、欺压百姓的真面目给揭露出来,还拆穿了他们搞封建迷信骗人的把戏,然后就在大会上把他们枪毙了,打压了大刀会的嚣张气焰。之后,我们就派部队深入那片地区,广泛宣传抗日思想,还帮着当地建起了抗日组织,算是把藁无地区的工作给打开了局面。

一九三九年头半年,第二十二和二十四大队去了平汉路西,经过整顿和合并,变成了第十七团。他们回来以后,就成了我们这个分区里的头号主力部队。

九月份的时候,听说深泽县城的一百多个敌人要去无极县城换班,于权伸同志立刻带着十七团一营,趁着夜色赶到了深无公路边上的流村,准备埋伏起来。第二天一早,那些日军就带着三十辆大车出发了。他们挺狡猾,怕被我们埋伏,就绕着村子,沿着磁河的河堤往西走,结果离我们埋伏的地方还有六七百米远呢。于权伸同志一看这情况,决定把埋伏改成突袭,命令全营的轻重机枪一起向敌人猛烈开火,打伤了他们一些人。敌人一看不对劲,就停止前进,反过来攻打我们。我们就守在村子边上的阵地上,和敌人打了起来。

打了一整天的硬仗,敌人就是没靠近我们的阵地一步。天一黑,剩下的敌人就偷偷跑到罗尚村躲起来,第二天才敢摸到无极县城。这场仗,我们只牺牲和受伤了十几个人,却干掉了七十多个日本鬼子,还缴了几十把步枪、一个掷弹筒和满满五大车的军用东西。战斗中,于权伸同志不光是指挥若定,他还抄起战士的枪,枪法神准,一连干掉了好几个最棘手的目标,士气一下子就提上来了。“司令员开枪镇住敌人”,这事儿在部队里传得可响了。这可不是碰运气碰上的。

六九一团的老兵们都知道,于权伸同志当连长那会儿,军事技能顶呱呱,教大家射击、劈刺特别有一套,训练起来毫不含糊,自己打靶也是枪枪十环。在高阳、南于八那些战斗中,他只要逮到机会就大展拳脚。记得攻打高阳的殷松山伪保安队时,冲上城墙后,他亲自在北城楼上架起轻机枪,干掉了城中心楼顶上的敌人机枪点,给冲锋的部队当掩护,战斗很快就胜利了。他这样的行事风格,对提升整个部队的战斗力作用可大了去了。

1939年那会儿,部队连着搞了两轮政治整顿。从1940年春天一直到1941年秋天,大家伙儿都铆足了劲儿,朝着打造像铁一样坚不可摧的党军目标前进。于权伸同志呢,他坚决听从上面的安排,和身边的干部们齐心协力把部队建设得更好。到了1941年秋天,于权伸同志还加入了地委的领导团队。在党组织的栽培和一些老红军前辈的帮助下,他勤奋学习军事和政治知识,积极参与党的活动,主动改掉以前军队里的一些坏毛病和只看重打仗的想法,跟军民关系处得特别融洽。他还认真学习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的命令,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嗖嗖往上涨。于权伸跟分区里其他领导一起,带着部队参加了“百团大战”,帮着老百姓多次破坏平汉路、石德路、沧石路这些交通线,炸桥、拆铁轨、挖路、剪电线,让敌人没法顺畅地走路,还大大拖慢了敌人修通石德路的进度。在军区的统一部署下,他们还组织了保卫麦收等好多战役,瞅准时机就偷袭敌人,拔掉敌人的碉堡,打退了敌人对根据地的多次“扫荡”,狠狠地教训了敌人,部队的战斗力也大大增强了。

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日本鬼子按照他们的“慢慢吃掉”计划,在十二月八日那天,带着两千多兵马打头阵,在我们藁无和新乐这一带,一口气建立了十一个据点。接着,他们就逼着老百姓修路、挖沟,想把平汉路东边二三十公里宽的地方,一点点都占为己有。

两个主力团联合当地的游击队,搞了两轮打击“悄悄侵占”的战斗,从十二月二十三号开始,一直到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号,总共打了二十七仗。他们打死了三百九十二名日本兵和伪军,打伤了二百八十七人,还活捉了一百九十一名敌人和汉奸。除此之外,他们还缴获了一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四十七把长短枪、十四匹战马、七十五辆大车、一百二十头骡子。战斗中还攻下了两个敌人的据点,破坏了一段铁路,炸毁了一辆火车头、八节车厢和一辆坦克,还弄坏了八十多里的公路,填平了八十多里的封锁沟。

在跟敌人进行的反“一点点吃掉我们”的战斗中,我们狠狠打击了他们。但问题是,我们光顾着拿枪打,没太琢磨怎么在被“一点点吃掉”的地方继续斗争。办法不多,也没能让当地的乡亲们一起上,用各种方式配合我们打开新局面。结果,敌人还是一步步占了上风。那时候,根据地被敌人这样“一点点吃掉”挺常见的。可于权伸同志不一样,他敢于从自己这儿找原因,查思想上的问题。哪怕到了一九四四年七月,参加晋察冀军区的高官会议整风时,他还特地对照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策略,检讨自己指挥打仗时的不足,好好总结了一把经验教训。这事儿,真看出他是个对党对人民特别上心的共产党员。

1942年春天,日本鬼子想让冀中平原成为他们打大东亚战争的后勤基地,这让战斗变得更加紧张。冀中军区下令后,七分区军队就开始准备打退敌人的“扫荡”。虽然一开始大家没料到敌人这次“扫荡”会这么狠、这么大,但部队还是机智地提前到敌人外面打仗,保证了主力部队在敌人开始“扫荡”时,没掉进敌人设好的包围圈里,这样既保护了自己,又让敌人损失惨重。我们还用了“三快”战术:打得快、赢得快、走得快,专门埋伏在敌人要包围我们的路上,规定离敌人五十米远时先别开枪,要突然用大火力狠狠打敌人,主要目的是杀伤敌人,不贪小便宜去抢东西,打完后立马就走。

“五一大清剿”行动开始后,咱们的队伍采取了敌人前进咱们也前进的策略,到敌人的地盘上去打他们的反击战。一边用巧妙的策略应对,一边深入敌占区骚扰和牵制敌人。咱们打了好多漂亮的埋伏战和保卫村庄的战斗,像赵户、北白庄、里贵子、宋庄这些地方,都发生了咱们用少量兵力打败大量敌人,杀掉几百甚至上千敌人的精彩故事。

五六月份期间,各个分区机关巧妙地分成三到四个小组行动,他们灵活应对,多次成功躲避敌人的包围和突袭,损失很小。这两个团和三个地区队一共打了一百七十八仗,其中主动出击就有一百三十一次。虽然牺牲了二百八十七位战士,还有四百三十一人受伤,但他们也打死了二千三百多名敌伪军,打伤了一千六百多人。这样一来,敌人的消灭我军主力的计划就落空了。我们还成功地把敌人分散开,拖慢了他们建立据点和修筑碉堡的速度,为斗争和组织形式的转变赢得了时间。同时,我们也确保了地方领导机关的安全,用新型的武工队来保护麦收,给老百姓减轻了不少负担。

各路军队分批帮助大批党政军领导安全转移到了路西,同时,还有两个团专门负责寻找走散的战友,并鼓励年轻力壮的人加入队伍,这样人和武器都增加了不少。在敌人全面进攻、企图一举吞下冀中根据地的艰难时刻,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果,一来是因为第七分区的党政群众工作做得扎实,老百姓不顾自身安危,全力协助部队打仗;二来也是因为部队反扫荡的思路对头,遵循了毛主席在敌人搞“堡垒战术”时坚持游击战的策略,再加上这些年部队军政素质的提升,最终经受住了这场极其严峻的考验。

六月末,按照冀中军区的指示,大部分分区主力去了路西地区,而于权伸同志则留在冀中,带着一些小部队继续战斗。军区程子华政委多次发电报让他转移,但于权伸同志觉得自己有责任守护这片土地,所以坚持要求留下来。到了八月,他在指挥战斗时不幸头部受伤,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接受了治疗。一直到冬天,他才渡过难关,与分区机关和其他部队重新会合。

一九四三年春天,因为当时的战斗情况,上面决定把在路西的分区机关解散,吴西同志和几个干部被安排去延安进修,部队被分为三个小团,归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管。同时,新的三十二区队成立,他们回到平汉路东,而于权伸同志则留在军区养身体。等主力部队离开路西后,路东又重新组建了一个更高效的分区机关,由副司令员尹诗炎同志来当分区司令员。结果到了一九四三年十月,尹诗炎同志也被调去延安学习了,这时于权伸同志又回到路东,当上了七分区司令员。

“五一”大扫荡后,咱们的根据地变成了打游击的地方。七分区里的党、政府、军队和老百姓一起,既拿枪杆子干革命,又巧妙应对敌人,两边都应付得来。他们掌控着两个面的政权,使劲儿做敌军和伪军的工作,挺过了那段又苦又难的清剿和反清剿日子。后来,县区和游击队的秘密组织又恢复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庄稼长得高高的,咱们就开始反攻了。用里应外合、化妆偷袭这些招数,把敌人的碉堡一个个给端了。

到了1943年底,咱们的队伍又壮大了不少,已经有了三支地方部队,县里的武装力量也强大了,小块儿的根据地也慢慢找了回来。

一九四四年开头那会儿,我们发起了大范围的反攻,一口气打下了或者赶跑了九十多个敌人的碉堡。到了夏天,战场形势又回到了“五一”大扫荡之前的样子。同时,我们还拉拢了几股原本帮敌人的伪军,把他们整编成外围的抗日大队(后来这个队伍还扩大成了四十九区队)。

一九四四年冬天,冀中军区新班子一上任,就带着大家搞起了大练兵,让部队的打仗本事更上一层楼。到了第二年夏天,也就是一九四五年,我们一连打下了安平、深泽、安国、无极这些县城,除了铁路边儿上,肚子里的敌人全给清理干净了。

在日寇认输前后,各地的部队陆续把八个团整合升级成了野战军。在这个大改动的时候,于权伸同志紧跟上面的要求,让各个部队都积极动起来,主动出击,他还赶紧把打仗的好经验分享出去,很快就让形势好转,赢得了更多的胜利。

在那八年的抗战岁月里,于权伸同志紧跟党的步伐,一边改变着周围的世界,一边也不断提升自己。他勤奋学习,深入钻研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新鲜事物总是能快速接纳。他敢于直面批评,也不吝啬自我反省,总是耐心倾听同事和下属的意见,就这样,他迅速成长为一个坚毅的党的领导者。

作为一名党的干部,他一心扑在党的工作上,立场坚定,有着很强的党性和纪律意识,始终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能综合考虑来执行上级的命令。在地委工作时,他特别重视地方建设,主动参与地区各项工作的研讨,遇到不同意见时,他会认真负责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努力让大家想法一致,因此赢得了地方党政领导的敬重。

作为一名军队领头人,他重视提升士兵的训练水平,锤炼他们的战斗精神,让部队更有战斗力。他打仗时主动出击,爱琢磨战斗经验,形势一变,他立马就调整战术。他脑子转得快,做决定不犹豫,碰到紧急情况,他胆大心细,指挥起来有条不紊,很少出错。他还特别关心部队的整体建设,对司令部的工作也很上心,总想着怎么培养好参谋,还支持政治工作。此外,他还盯着军工生产、后勤补给和医疗保障,再难的条件,他也能从各方面保障部队的战斗力不掉链子。

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总是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党的活动,并且严守各种规矩。他待人亲切,态度谦虚,能和大家和睦相处,关心下属,生活节俭,行为端正,时刻都给大家带好头。

于权伸同志在1946年1月被安排离开七分区,原本计划去东北,但没去成。到了4月,他成了冀中军区军政干部学校的校长。在那三年多里,他招了不少年轻的知识分子,培养了一大批军政干部。1949年8月,他转任华北军区独立第二〇九师的师长,1950年2月又去了绥远省军区当参谋长,接着在1951年8月调到了河北省军区当副司令员,一直到1964年4月,因为工作太累,身体受不了,就退休了。退休后,他还不忘继续学习,教育子女要传承我们党和军队的好传统,他的晚年仍然保持着革命精神。

于权伸同志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因病离世,距今已有十多个年头。当我们回想起七分区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时光,他总是第一个浮现在脑海中。他那出色的品格和为党工作的付出,至今仍被七分区的众多干部深深铭记。

(由武斌归纳)

一九八五年阳春三月时。

#百家说史# #6月发文冲刺# #夏季图文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