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国全面启动了批修整风运动。在此背景下，毛主席强调了在全党、全军范围内进行一次关于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的重要性，尤其着重指出高级干部需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决抵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同时，毛主席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以及“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工作方针，要求我们公正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并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与共识。
9月9日，我们自庐山归来后，毛主席的专列率先抵达长沙。在列车上，毛主席与华国锋同志进行了亲切交谈。专列于途中停靠支线进行休整，最终于15日抵达武昌。
沿途前往武昌时，毛泽东主席温和地询问我：“你心中有何所思？”
我言道：“心中不禁回想起在庐山会议期间所遇到的种种问题。”
毛主席笑称：“这不错！”
我言道：“山间会议繁忙，琐事缠身，无暇顾及个人困惑。今得闲暇，便得以静心梳理，整理思绪。”
毛主席对我颇感满意。他言道：“此乃佳选，有何所想便直抒胸臆。你之心意，善莫大焉。”
9月15日，专列抵达武昌。我陪同毛主席至东湖宾馆安顿。一切妥当之后，我随即着手撰写一份基于新认识的检讨书。夜幕降临，我的检讨书已顺利完成，随即呈递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明确指出了陈伯达的名字，对其错误进行了深入剖析与严厉批判。因此，我对自身错误的性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此次自我检查过程中，我也对陈伯达的错误进行了批判。
现将我第二次书面检讨的主要内容抄录如下：
主席：
此次，我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除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了两次自我检查及一次书面反省外，近期，主席屡次与我交谈，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温暖的教诲。每一次的谈话都给予我深刻的启发与教育，我愈发感到内心的愧疚，仿佛对主席、对党中央、对那些被误解的同志都充满了歉意。我深感自己辜负了主席的信任与教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布局，这确实是罪有应得。我必须牢记这次教训，努力修正错误。
我完全拥护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英明指示。在这指示以前，我没有识破陈伯达。他的手段特别阴险、恶毒，利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造谣和诡辩，欺骗不少同志。他打着论天才的旗号，其实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使党更加团结，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前三天，我遭遇了陈伯达的利用与欺骗，具体有三件事：（一）在华北组，他突然且有计划地发言，利用我的不足，情绪激动，未加深思熟虑，甚至不顾身份，便起身发言，最终成了陈伯达的帮凶。（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已看过并修改了华北组的简报，他借此在各组中煽动和欺骗他人。我向中央建议，派人调查陈伯达是否事先看过并修改了这份简报。这份简报发布得最早也最快，其中陈伯达的内容很少，而我的内容很多。我认为这其中必有阴谋，必有隐情。（三）在聆听林副主席的录音报告时，陈伯达要求我打印五份关于“天才”的语录，而当时我原本交代打印二十份，以备政治局同志需要时使用。现在看来，这显然是陈伯达的阴谋，可能是为了让我在发言时引用这些语录，但他的计划并未得逞。
因我之世界观尚未得到彻底改造，故仍存个人主义倾向，骄傲自满之念，以及主观片面之见。遇事常易冲动，缺乏对问题的冷静分析与深思熟虑。加之，文化理论水平有限，路线斗争的觉悟亦不高，对敌人破坏中央团结的警惕性不足。平时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不力，是以面对陈伯达这类阴谋家、野心家，非但未能识破其真面目，反遭其欺骗与利用。
我所犯的错误性质严重，涉及路线偏差，这对我产生了深刻的触动与教育，我理应认真吸取这次教训。未来，我将积极灵活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深入研读毛主席的哲学作品。通过不断学习，我将提升自己的认识水平，增强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懈努力，锤炼自己，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摒弃骄傲与急躁的情绪，切实进行世界观改造。以上所述，敬请审阅并指示是否得当。
敬礼
汪东兴
1970年9月15日
毛主席审阅了我提交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点头表示满意。他在我写给他的信件上，用铅笔留下批示：“此文件请汪东兴同志亲自转交给林、周、康等同志及有关人员审阅，并以此进行教育。具体事宜，由东兴同志面谈。”在信纸的第一页左右空白处，他还特别注明：“陈（即陈伯达——作者注）一案，另当别论，需进一步查明。”
9月16日的上午十点半，毛主席指示吴旭君（毛主席的护士长，作者注）告知我，需进行一次谈话。此次交谈直至下午十一点五十方才结束。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已经审阅了你所写的信件，信中对问题的理解是正确的，已经吸取了教训。我发现部分同志对此仍存在误解，甚至上当受骗。他们现在可能还不理解，但总有一天会明白的！有些同志连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都不懂，却要在发言中引用。我认为，有必要加强教育，建议在中委和候补中委中指定阅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虽然30多本可能有些多，但可以在其中挑选一些章节。这项工作请周恩来总理和康生同志负责处理。我也可以推荐一些书目。不学习马列主义怎么可以呢？这是不行的。结果，却被陈伯达误导了。”
谈及军委办事组，毛主席曾言：“在军委办事组中，亦有几位同志不幸陷入迷误。他们在发言时，口径一致，引用相同的语录，即便是林彪，也一度被其所惑。传闻他欲致信于我，却被叶群及其同党（特指黄永胜等人——作者注）所阻，未能成行。我劝林彪应深思其事，明确立场。即便今日尚未想通，待想通之后，作出回应亦未迟。”
谈及陈伯达的议题，毛主席指出：“我们肩负着抵御帝、修、反的重任。然而，陈伯达却对此置若罔闻。我曾撰写了一份七百字的意见，呈递给他审阅时，他却立刻声称自己与苏修并无瓜葛。显然，我并非就此事发问，但他却急于作出这一声明。”
在讨论九届二中全会的第六号简报时，毛泽东主席强调：“必须认真核实这份六号简报。若你对其内容有所疑虑，认为陈伯达可能曾审阅或修改过，应立即联系会议的主持人，以及王良恩同志和负责记录及分发的人员。为何简报未经你审阅便迅速发出？建议由总理、康生及你本人共同查明真相。务必让他们避免再受陈伯达的误导，一旦发现错误，应立即纠正。”
毛主席一边悠然地吸烟，不时轻啜一口香茗，一边与我缓缓地交谈。
我询问他：“你认为他们（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作者注）在小组中联手行动，挑拨离间？据说他们中的黄永胜也打算发言（会议期间，黄永胜虽在北京，却准备了书面发言稿。——作者注），并且都引用了语录。然而，他们的简报未能发布，一旦有人说不行，记录就被撤回，这其中似乎隐藏着一些秘密，你是否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
我摇头：“不清楚。”
毛泽东继续道：“既然你随我一同外出，他们在北京是否曾在陈伯达那里进行过商议？”
我又摇头：“不清楚。”
毛泽东沉思片刻后说道：“不知道陈伯达现在住在哪儿，又在做什么？这又有谁能知晓？至于陈伯达的案件，将单独处理，和你们这些好人无意中犯的错误是有所区别的。”
毛主席曾言：“观览简报之际，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提及，对众人于24日下午统一发言之事，心生疑虑，疑其或有统一部署之嫌。”
毛主席特地叮嘱我，需与曾思玉进行一次个别交谈，以便征询他的意见与见解。
毛主席让我先回北京。
他言道：“你先行返程，请总理与康生组织一场会议，将我给你的信件呈上，并向他们传达我对信件的批示以及今日谈话的要点，务必促使那些犯有过错的人早日觉醒。”
毛主席曾言：“此信足以启迪他们，使之亦能提笔著述，或直接与我探讨。”
鉴于对毛主席安全的深切关怀，我提议：“我们还是一同返回北京为妥。我的那封信，可以请通讯员先行带回。”
然而，毛主席依然坚持让我乘坐运送文件的飞机先行返回北京。他言道：“若是能早日返回，或许能促使他们早日觉醒。”
因此，我不得不安排在次日清晨先行返回北京。
16日的午后，我拜访了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将军，与其畅谈了两小时之久，并且他还热情地邀请我共进晚餐。谈及庐山会议，曾思玉同志感慨道：“当时我如同陷入了一团浆糊，实在是难以理清其中的头绪。”
我笑着问：“你还是浆糊？”
他坦言：“起初，我的思绪如同混乱的浆糊一般。然而，在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之后，通过不懈的学习，我的理解逐渐清晰起来。”
我真挚地表示：“在庐山会议上，我确实犯下了错误。”
他坦言：“中南组的气氛同样紧张，传言中有人意图推翻毛主席，甚至要打倒他，还有人企图夺取毛主席的权力。叶群在发言时便是如此表述的，她还坚称毛主席的天才地位无可置疑。”
我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毛主席的天赋源自于对实践的深入钻研，他通过阅读书籍来不断学习。我们应当明白，天才并非全然天生，更多的是后天培养的结果。过去我们对此认识模糊，而如今我们逐渐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曾思玉表示：“关于那些副词，我亦持相同看法。在毛主席的‘九大’报告中，他将其删去，我并未留意，总觉得这是毛主席的谦逊之举。”
在与曾思玉的交谈中，我们彼此分享了各自的思想和认识。
晚餐过后，我向毛主席告别。得知他已安歇，我便未再打扰。夜深人静，在午夜12点用过夜宵后，我安顿下来休息。凌晨4点钟左右，护士长吴旭君轻敲我的房门。我正欲起身开门，吴旭君却示意无需起身，她从门缝中递进一张纸条，并轻声告知：“无需起身，只需查看条子。”我拾起纸条，只见上面写着：“主席有言，你无需离去，一同走吧。”于是，我又回到了床上继续安睡。
不久，我有幸陪同毛主席返回北京。列车行至石家庄之际，我向毛主席汇报了与曾思玉的对话内容。我向毛主席表示，曾思玉为人诚实，态度端正，无论谈论何事都能直言不讳，尽管他的见识与我不相上下，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自会逐渐领悟。
毛主席点头，未言。
毛主席返抵北京后，持续与黄、吴、叶、李、邱等同志进行沟通，并于9月15日将我致其的信件及其批示内容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传达。
在审阅了我的书面反省以及毛主席的批示之后，吴法宪于9月29日首次提交了他的书面反省。在反省中，他坦诚地承认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对主席的决策产生了干扰，亦对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的顺利进行造成了阻碍”，并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主席进行检讨与认错。然而，在反省中，他将自己描述为“被大坏蛋陈伯达所迷惑”，将其视为自己“政治上极其幼稚”的表现。
我将吴法宪所撰写的检讨书呈递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审阅完毕后，于10月14日作出批示：“此件业已审阅。我期望能听到其他宣讲员的相关意见。”主席亦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上留下了诸多批注。
在检讨书中，吴法宪坦言，在庄重的二中全会上，他未曾事先征求政治局同僚的意见，亦未向主席和林副主席进行请示或汇报。对此，毛主席于文中划下着重线，并旁注：“身为一名共产党员，竟如此缺乏坦荡磊落的气魄。寥寥数人企图误导两百多位中央委员，这在党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吴在自我反省的文本中，对自己的一番言辞进行了剖析：“若未从全局角度考量，无视潜在影响，忽视可能后果，这无疑是极不庄重、极不审慎、极不负责任的表现。”在此句之后，毛主席挥笔划下一杠，并在其旁批注道：“此言似乎失真。”
吴法宪提及陈伯达乃“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之际，毛主席于其言下划了一道横杠，并在侧旁附注：“陈伯达，疑似分子。曾在政治局会议上予以揭露，并已与部分同志个别沟通。”
吴法宪陈述，8月23日深夜时分，陈伯达曾至其处与李作鹏、邱会作会面，谈及“天才”相关议题。毛主席于其旁批注了一道横线，并附言：“办事组成员（除李德生等个别同志外）忽视‘九大’所通过的党章，以及林彪同志的报告，再度提出‘天才’问题，实则不过是借口罢了。”
当毛主席看到吴的检讨书写到“他（指陈伯达——作者注）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说话神态异常，说时支支吾吾”时，毛主席在旁边批示：“无非是想再行欺诈，试图自救。”
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中，揭露了8月27日深夜12点之后，陈伯达向他询问是否曾提及“有人借助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谦逊，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毛主席在“崇高谦逊”这四个字下划了一道横线，并在旁边留言：“何来崇高谦逊，在原则问题上，我从未退缩。要勇于抵制逆流。抵制逆流是马列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在庐山，我的立场便是对逆流的一次勇敢抗争。”
吴法宪提到陈伯达8月27日晚上核对上面那句话时，看到陈的发言稿上有“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一句话，吴法宪认为这是“造谣”。毛主席在“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这九个字下边画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此言无误，中央委员会内确实存在激烈斗争，斗争的存在乃正常现象。”
毛主席览阅吴的检讨书，见其言及“……他仅出席过两次会议，未曾发表任何见解，竟敢如此行事，并嘱秘书不予回应”，便在旁批注：“此言甚是。”
10月12日，叶群向毛主席递交了她的首次书面检讨，坦承自己犯下了严重错误，不仅干扰了主席，还影响了中央领导及与会同志，她内心深感沉重。在检讨中，她提到毛主席在国庆节期间于天安门城楼上对她的悉心教诲，给她带来了深刻的启发与教育。然而，在检讨书中，叶群将自身问题归咎于受陈伯达误导，声称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虽然初衷是对主席及其思想的热爱，但实际效果却不佳。10月15日，毛主席审阅了叶群的检讨，并作出批示：“此件已阅。”同时，在装有检讨书的信封上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后退中办存。”
在叶群的检讨书中，她明确指出：“此次我所犯错误，其严重性属于路线性质。”毛主席随即在“路线性”这三个字下方划了一道粗线，并在其侧畔批注道：“在思想与政治层面上，路线的正确与否，实为决定性因素。”
在检讨书中，叶群提及了自己在北戴河期间，接连接到多起反映相关情况的来电。然而，她并未对此进行核实。毛主席目睹此景，随即在旁批注道：“喜好吹嘘而不喜批评，偏爱听信小道消息，难以经受风雨考验。”
在叶群的检讨书中，毛主席的教诲被引用道：“一切结论均应源自对调查情况的深入分析，而非事先设定。”在这句话下方，毛主席划了一道醒目的横线，并在旁侧批注：“此乃马克思所言，我不过是重复其意。”
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主席，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时，引了毛主席过去讲过的话“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一种倾向可能掩盖另一种倾向。‘九大’的成功让我们成为中央委员，似乎可以高枕无忧，将‘九大’路线置之脑后。然而，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似乎抬头，请同志们思考一下，是否真的如此？”
叶群在反思文档中提及，于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军委办事组向她寄送了一份关于天才的语录资料。毛泽东在其下方划了一道横线，并在一旁留言：“那些过去不认同阅读马列主义的人，为何如今又向马列寻求支持？题目又是关于天才的讨论，这不已经在‘九大’时讨论过了吗？为何如此健忘？”
叶群坦承其引用关于天才的言论时未进行充分分析，从而不幸中了陈伯达的计。毛泽东在“不加分析地”这一短语下划了一道横线，并在一旁批注：“直接采用材料，故无需分析。材料本身如此，无论何人使用皆然，难道他人使用就不算受骗吗？”
叶群表示，她对于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够深刻，警惕性也不足，因此在过去对他的批判力度不够强烈。毛主席听后，在旁边批注道：“是否进行过斗争？在思想和政治上跟随他，为何不去与他进行斗争？”
在叶群的检讨书中，对陈伯达亦提出了若干疑问。毛主席旁注道：“若非上当，难以有所觉悟，故而上当实为有益之事。陈伯达此人，颇具疑点。”
叶群强调，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诲，深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并将所学与现实相结合，以实现世界观的转变。毛主席在下方划了一道横线，并在旁边批注：“这一点极为关键，一个共产党员若不阅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怎能行呢？我特别强调的是那些担任高级职务的同志。”
于叶群所撰写的检讨之末，毛主席批示道：“切勿提及‘九大’与党章之事。且对我言辞置若罔闻，陈伯达一经吹捧便得意忘形，军委办事组众多同仁亦然。党之方针在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陈待进一步审查外，所有误入歧途者均应受此政策之惠。”
毛主席的这些批示明确指出，针对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及其追随者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所犯的错误，我们依然坚持采用批评、教育、挽救的指导原则。
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为持续推进对会议遗留问题的解决，并赋予林彪等同志纠正失误的空间，力求将他们从错误中挽救回来，党中央与毛主席共同倡导开展了一场广泛的学习与批判活动。
当年十月，毛主席对贵州省就“三支两军”议题所提交的汇报进行了重要批示，强调需深入开展一次关于思想与政治路线的教育活动。
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与《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国家与革命》，以及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1月16日，在毛主席的批准下，中央发布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中指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施展了突然袭击的策略，煽动情绪，散布谣言，误导同志，企图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然而，伟大领袖毛主席洞悉一切，迅速撰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彻底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图谋，及时纠正了全会的偏差。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党行为，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并揭露了他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真实面目。这标志着我们党的伟大胜利，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指示要求了解陈伯达情况的同志们积极检举和揭发，并将揭发材料妥善上送中央。同时，号召全党全军立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对三十八军党委关于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进行了批示。他提议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一次会议，要求各师派代表参会，并延长会议时间。会议应深入探讨为何允许陈伯达随意行动和发表言论，尽管他既无北京军区的职务，中央也未授权他处理该军区军政事务，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陈伯达在华北地区成为事实上的最高领导者？
12月18日，在接见美国友人斯诺之际，毛主席直言不讳地表示：“那所谓的‘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实在令人反感！”
斯诺曾言：“我时常疑惑，那些行为过于夸张之辈，究竟是否抱有真诚之心。”
毛主席曾言：“此乃有三：一为真，二为随波逐流，‘众人皆呼万岁’，三则为伪。诸君切莫轻信此等言辞。”
林彪提出了“四个伟大”的概念，而毛泽东的某些言论明显是对林彪观点的质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多次表达他对“四个伟大”这一提法的看法。例如，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卡博和巴卢库时表示：“最近又给我封了许多官职，诸如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但我并不喜欢这些。”又如在1968年元旦前夕，毛泽东对一篇拟发布的元旦社论初稿中提及的“四个伟大”表示反对，并指示我带着社论清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进行修改。我询问毛泽东是否要保留“四个伟大”中的一个，他思考后决定只保留“导师”这一称谓。毛泽东解释道，他自认为是教师，所以“导师”这个词比“教师”稍显高级。随后，我前往钓鱼台找到陈伯达和姚文元，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划掉了相关内容。
12月19日，毛主席审阅了周总理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并予以批示。他强调，会议必须进行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确保达成团结共进的目标。同时，毛主席提议，李德生和纪登奎两位同志应被邀请参加此次会议。黄永胜和李作鹏两位同志亦应与李德生、纪登奎一同与会。此次会议对于全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目的是使我军风气中存在的不正之处得到整顿，向正规化转变。此外，会议还应着手纠正存在的问题和骄傲自满的消极风气。
自12月22日起至次年1月26日止，华北地区举行了一场重要会议，会议主要针对陈伯达同志展开了深入的揭发与批判。
在华北召开的重要会议上，中央政治局成员悉数出席，我也荣幸地参与了此次会议。
在赴会之前，我向毛主席请示：“我是否需要发表意见？”
毛泽东同志曾言：“既然你已经洞悉真相，为何还不发表见解？”
我提醒道：“我将先草拟一份材料供您审阅，以免再次出现误解。”
毛主席道：“无需再作文字了。综合我与你数次交谈的情形，我认为你的思想业已通达。且说吧，若有谬误之处，日后我们再商讨，再进行批判即可！”言至此，毛主席便开怀大笑起来。
1971年1月8日，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提交的《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作出指示：“林、周、康三同志：该文件质量上乘，既从理论层面又从实践角度深入阐释了问题。请审阅后，若同意，可将其转发至全军。如获批准，请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予以宣读、讨论并通过。同时，建议在文件中增加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军委总政治部的一些指导性意见，随后即可对外发布。军队之外，中央机关以及地方党、政机构亦应予以传达。多年来，我军和地方在纠正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方面尚有不足，当前正是一个开展自我教育的绝佳时机。”
1971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召开了一场座谈会，与会者共计一百四十三人。然而，黄永胜等与会者并未对陈伯达进行真正的批判，亦未进行自我反省。毛主席对黄等人表现出的态度感到不悦。为扭转这一局面，1月26日，中央发布《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在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下旬举行的华北会议即将落幕之际，毛主席采纳了一项关键举措。1月24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任命李德生同志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同志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纪登奎同志出任第二政治委员；同时，谢富治同志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党委的第一书记，李德生同志担任第二书记，纪登奎同志则担任第三书记。在发布这一任命命令之前，毛主席曾与李德生同志进行过深入交谈。
在军委座谈会与华北会议筹备初期，均未达到预期效果。毛主席对此予以了严厉批评。2月19日，毛主席在关于启动批陈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区的同志们，在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首要任务是批陈，其次才是整风。切勿效仿军委座谈会，历时一个月竟未触及批陈的核心。更不要效仿华北会议前期，批陈流于形式，缺乏力度。”
2月20日，军委办事组根据毛主席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检讨报告。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又批示说：“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还批示：“为何总是认识不足？与三十八军的精神状态相比，你们显得相去甚远。原因何在？有必要进行探究。”毛主席对黄永胜等人未进行自我反省、未认真批判陈问题的情况表示坚决反对。
在此之际，毛主席亦着重指出，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务必深入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于3月15日，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作出批示：“一读便觉其内容颇具价值。仅需在第十八页删去一词，以更加凸显马列主义精神。而第十七页已有此词，故已足够。多年来，我党鲜有研读马列主义之作，未充分凸显其核心地位，以至于让诸多骗子得逞，误导了众多人，甚至使得许多人连唯物论与唯心论都难以辨识，于庐山引发一场荒唐闹剧。此教训实属严重，因此近年内我们应当格外重视对马列主义的宣传推广。”
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等，长期对错误保持沉默，拒绝进行自我反省，直至1971年3月才递交了书面道歉。即便如此，毛主席对于他们勇于承认错误并撰写悔过书的行为，仍旧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与肯定。
毛主席看了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后，于3月24日在黄永胜3月21日的书面检讨上作了如下批示：“已审阅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位同志的检讨，认为内容均佳。今后需将所陈述的承诺付诸实践。特此提醒，黄永胜同志在检讨书的第二页附有一则注释，请各位同志予以关注。”
在黄永胜的书面检讨第二页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昔日，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产生了盲目崇拜，被其所谓的‘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中的‘有功之臣’、‘普通百姓’等表象所蒙蔽。”毛主席针对此段文字进行了批注：“陈伯达早年便系国民党反共分子。入我党后，于1931年被捕叛变，沦为特务，长期追随王明反共。其根本问题即在于此。因此，他反党乱军，煽动武斗，挑起军委办事组干部与华北、军区干部之间的纷争，皆源于此。”
3月30日，毛主席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自我检查进行了点评，强调道：“沉溺于陈伯达的邪说之中已久，即便自庐山会议以来已有半年时光，历经多场批判大会，直至3月19日方始道出几句真言。实则，投身于邪道易，脱身却难；一旦误入歧途，最怕面对真相。庐山会议中那股无所畏惧的勇气，似乎已消失无踪。”毛主席在刘子厚检查的最后页面批示：“此乃初步的申述。后续的表现，还需观其行动。”
自4月15日至29日，遵循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党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此次会议汇聚了来自中央、地方以及部队的各位负责人，共计99位领导出席。29日当天，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汇报会上发表了总结性讲话。
4月18日，我在这个汇报会的华北组小组会议上又做了第三次检查。我把当时检讨的内容抄录如下：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方向与路线错误。在全会的整个过程中以及之后，主席多次与我谈话，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温暖的教诲。每一次的谈话都极大地启发了我的思维，深刻地教育了我。回到北京后，我带着自省之心，深入研读了主席的光辉著作《我的一点意见》，并学习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及主席的其他重要作品。遵循主席“在批陈整风运动中，应将批判陈伯达之流作为重点，而整风则是次要任务”的指示，我与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以及警卫团的同志们共同揭露和批判了反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罪行。在会议上，我也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深刻反省。在主席的教诲和政治局同志们的帮助下，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陈伯达的反革命本质，更加深刻地反思了自身错误的严重性，并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上有了新的提升。
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和主持下，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进展顺利，会议氛围融洽。然而，仅仅一日之后，陈伯达在反革命野心的驱使下，急不可耐地抛头露面，以假面具示人，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高举红旗却反其道而行，采取突然袭击的策略，煽动情绪，散布谣言，企图欺骗同志，施展分裂党的阴谋诡计，妄图实现其反党夺权的罪恶企图。主席迅速洞察了陈伯达的反革命本质，及时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这一光辉文献，彻底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为全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此次全会成功揭露了陈伯达的恶劣行径，此举不仅对全党进行了深刻的教育，更增进了同志间的团结，有效避免了党内的分裂，消除了潜在的风险。这一切的成就，离不开伟大导师毛主席的英明指引，它标志着我们党的重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辉煌胜利。
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精准地直指反革命分子、阴谋家陈伯达的要害之处，从理论层面彻底揭露了陈伯达的谎言与狡辩，揭示了其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实质，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这一论述对于我们党在思想理论以及组织建设方面的长期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我坚定地支持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及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毫不动摇地拥护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每一项决策，并决心终身追随毛主席投身革命事业。
在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没有发表以前，我没有识破他是一个大坏蛋，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骗，当了他的炮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深感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和教育，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内心极感沉痛。我的错误是：
（一）在华北组听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煽动性发言，我没有考虑分析，没有调查核实材料，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心情非常激动地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把不应该上纲上线的问题上了纲、上了线，使会议气氛紧张，不利团结，影响会议顺利地进行，当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炮手。
（二）我听到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煽动说，有人不要毛泽东思想，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我没有识破他的阴谋，凭着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就火冒三丈，被他煽动起来了，错误地提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还是主席的意见，我是知道的。早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主席要我从外地回京向政治局的同志转达了主席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家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可是当我听到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煽动性的发言，就把主席的指示忘得一干二净。在这关键时刻，我没有冷静思考，没有坚持原则，没有考虑到主席日日夜夜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操劳。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违反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三）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第六号简报”来煽动、欺骗参加全会的同志，妄图分裂党，破坏“九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简报内容中陈伯达的很少，我的很多，事先又不给我看，这是一个阴谋，我上了当，被他利用了。
（四）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听录音报告的机会，把关于论“天才”的语录交给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这个语录打印后，放在我那里，没有使用，在陈伯达阴谋诡计被识破后这个语录已封存。现在看来，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1）对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恶意造谣，没有调查核实，没有分析判断。对在哲学上的欺骗和诡辩，自己不懂，也没有向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请教，主席教导：“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而我违反了主席的这个教导，结果情况不明，决心很大，方法不对，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上陷入极大的盲目性。主观主义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毛主席指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过去对主观主义的危害性认识很不够，今后必须下决心“打倒主观主义”。
（2）过去没有“认真看书学习”，对马、列和毛主席的书读得很少，而且有些没有读懂。因此，思想和理论水平很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的团结不够，特别是遇到像陈伯达这样手段很阴险、很毒辣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他，反而受了他的蒙蔽，被他利用了。
（3）存在着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今后，我要很好地接受教训，带着问题认真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克服骄傲自满，争取较快地改正错误。真正做到在大风大浪中不迷失方向，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坚决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在毛泽东思想和“九大”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汪东兴
1971年4月18日
我的第三次检讨书送给毛主席看后，毛主席对我说：“你的几份检讨有阶段性，火候掌握得好，庐山会议后，大家到现在还跟不上气候，看来你跟上了。”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领导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同时，还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是接连批发了许多文件和指示，毛主席把这个办法叫做“甩石头”；二是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当时被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毛主席把这个办法叫做“掺沙子”；还有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在华北会议结束前改组北京军区，毛主席说这个办法是“挖墙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