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秘书黄宗汉晚年追忆：你所不知道的康生
黄宗汉曾担任康生的秘书，伴随其左右长达十余年，亲身参与了康生主导撰写关于与苏共论战的“九评”文章的过程，并全程见证了康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康生离世后，得益于其生前所赐，黄宗汉被委以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副军级）的重任。
他与康生共事多年，对康生自然有颇深的了解。然而，对于康生而言，他不仅没有留下全面而系统的回忆，即便是对某一特定方面或问题的详尽回顾也付之阙如。这无疑是一笔极大的遗憾，且实在难以弥补和挽回。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另一位与他相仿的人身上——李鑫。他在康生去世后担任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一职——据说还是首位向华国锋提议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官员。然而，他离世得比黄宗汉更早，同样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康生的回忆资料。
不言而喻，若缺失李鑫与黄宗汉对康生的追忆，对康生全方位（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认知和把握便大为不足。遗憾的是，李鑫与黄宗汉在世时，竟无人致力于此领域的“抢救”行动，甚至连提及此事的人也没有，这无疑是一大缺憾，也是一种教训。中华民族以悠久历史和对历史的深刻尊重享誉全球，然而在当下，竟有人竭力诱导人们遗忘历史及其真实面貌，这实在令人困惑。反思当下，我们编纂的党史和国史著作，是否能够与司马迁的《史记》或班固的《汉书》相提并论？
《史记》问世至今已有两千余载，鲜有人对其提出质疑。我们常言，“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倘若缺乏“信史”的支撑，我们又如何能够“以史为鉴”，又如何能够“启迪未来”？
言归正传，关于黄宗汉对康生的回忆，遗憾的是他并未留下全面而详尽的资料。然而，在“文革”结束后的交往中，我及他人从他那里得知了一些关于康生的零散信息。虽然这些信息不够全面和系统，但对于深入理解康生这位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国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的人物，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鉴于此，我斗胆撰写了这篇短文。
一、
我在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担任江青秘书期间，有幸结识了黄宗汉。我们同为小知识分子，且在负责人身边承担着相似的工作，因而结识后倍感亲切，仿佛无话不谈，成为了莫逆之交。在“文革”期间，他比我更为幸运，始终得到康生的青睐与重用；而我自己，却因江青的诬陷，仅一年便被冠以“坐探”之名，被投入监狱，遭受囚禁之苦。
自“文革”结束以来，我们多次重逢，欢聚畅谈。他时常关切地询问我经济上的状况，并表示愿意伸出援手，我对此深感感激。2001年3月22日，我陪同历史学家苏双碧先生一同前往国防大学探望他。由于康生被揭露批判后，他得到了一位大人物的关照，虽被降职为国防大学教师，但苏双碧先生与他同乡，因而得以相识。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他谈及了康生与中央某些人物的关系，我认为这内容极为重要。于是，我回家后便进行了详细记录，如今我将这些整理成文，公之于众。
1. 康生未曾察觉，《五一六通知》中所述“潜藏于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人物”竟指的是刘少奇。在1966年，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首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之际，康生竟然与戚本禹、张春桥等众多人等一样，未能意识到该《通知》中所提及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正是刘少奇。
在此次会议的发言中，他亦对刘少奇同志进行了自我反省。他坦言：“在王明路线盛行的时期，我曾犯下错误。当时，职工国际发布了一份文件，指认少奇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亦曾深信不疑，并曾在《斗争》杂志上发表文章，指责少奇同志在职工运动中表现出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署名谢康。”
此事无可归咎他人，唯有自责于自身思想的偏差，未能认清少奇同志正是代表着毛主席在白区所推行之路线。”（摘自穆欣《梦醒时分——十年动乱纪事》未刊稿）此外，我在延安时已向您进行过反省，今日我仍需向您道歉，未来亦将继续反省。绝不应效仿某些人，在那时反对您的同时，还越俎代庖，而自己却未曾有过任何反省。（总理插话：即是那位××啊！）
康 生
2. 康生与邓小平间的关系一向融洽。据黄宗汉所述，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康生曾一度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但不久后他凭借自身的努力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支持而重振声威。进入60年代，邓、康二人携手负责领导了“反修”斗争的具体工作。
邓在文革中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邓小平在文革期间经历的书籍中，虽然详细记载了他从江西回京后探望了多位人士的经过，但对于访问康生一事，却只字未提。——笔者）
康生离世之际，他所佩戴的两顶荣誉桂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光荣的反修战士”——乃由邓主持评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点名批评康生的错误严重，呼吁中央对其进行批判。然而，邓并未认同此观点。在邓复出并重新开始工作后，他聘请的顾问名单中便包括了李鑫（前文已提及其为康生的秘书）；有人试图对李鑫进行整治，但邓力保他，确保其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后来，由于工作不多，李鑫转任经济所副所长。
康生犯下诸多恶行，固然与其个人品质相关，但亦需从制度层面探寻根源。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完善的制度能防止坏人肆意妄为。”——引述者注
作者进一步补充道，自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委派林彪负责主持政治局生活会，对刘少奇进行批评。在此过程中，林彪与江青合力，将主要批判对象转向了邓小平，甚至将邓小平定性为敌我矛盾。这使得邓小平感到无法继续工作，于是他提出将自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负责的中联部、中调部等事务移交给“康老”。这或许也是证明邓小平与康生关系密切的一例。
3.康生与周恩来关系亲近。自康生患病以来，周恩来屡次亲自探望，提及他们同属1898年出生，并感慨道，在上海那段共同奋斗的岁月（即“特科”时期），如今仅存他们三人（周、康、陈云）尚在人世。康生离世时，距周恩来仅23天（1975年）。12月16日，该消息并未告知周，鉴于他当时正身患重病。在病危之际，周向医生吴阶平吐露心声：“我的情况无需再费心，请转至康老那里去吧！”时至今日，书籍中对此事往往含糊其辞，将康老的名字避而不谈，转而以这样的表述来传达原意：“请去到更需要你之处吧！”
4.“江青成为政治局委员已足矣。”黄宗汉还提到，有一夜，李讷敲开了他的门，声称要向康老告发江青。以下，笔者愿补充一二。
七八载前，我在着手撰写《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一文时，曾记录了林彪、周恩来总理、陈伯达等领导人对于江青的赞誉之词。然而，我却未能找到康生对江青的表扬记录。此外，还有一件事情，是关锋向我亲口所述的。
1967年2月1日在0日，毛泽东针对打倒陶铸的方略与程序——这一点值得特别注意——对陈伯达、江青进行了批评，并下令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会议，对他们进行批评。该会议自应由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主持。
届时，他和王力去请康，康说：“要批评就批评江青，连陈伯达都要自杀了，都是江青搞的！”关劝康：“康老，要顾全大局……”而开小组会江青未参加，康生也未批江青。
需补充一点，相较于康生与陈伯达的关系，江青对康生的态度显得较为尊重。我曾目睹江青以“三娘教子”般的严肃语气训斥陈伯达，但并未见她对康生采取如此态度。从周恩来总理到普通工作人员，对江青的称呼均统一为“江青同志”，而对康生则往往直呼其名。这一现象或许源于延安时期的传统习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康生对江青缺乏尊敬（或者说，他并不畏惧江青）。
康生在公众面前，对江青同志的称呼逐渐发生了变化，甚至在他写给江青的信件中，竟敢署上“呈江青同志亲启”的字样。这种称呼上的转变，实乃值得关注与深入思考。
5. 不，所有藏品都将上交国家。此外，他还将自己8000元的存款全部捐出，并未留给子女。
二、
于黄宗汉府邸，我与苏双碧先生亦目睹一景。便是那府墙之上，悬挂着数幅精心装裱的墨宝。依我之记忆，其中不乏叶飞、李德生、吴阶平等大家之作。这些作品的内容均为对黄宗汉先生的赞誉——具体细节，当时未曾记录，如今亦已淡忘。
那时，我向黄宗汉询问这些文字的起源。他解释道：自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康生执掌了党的组织与宣传大权，然而，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连书写都变得颇为吃力。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事务需要他作出批示或签署。通常是我草拟一份文件，康生随后签字确认——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得以释放了一批人，亦或帮助解决了他们工作中的种种难题。
部分人挥毫泼墨，以字迹表达感激之情。而我，不过是借助他人之力，求得一时之庇护。另外，也有人是出于友好之意。情形大致如此。我对苏双碧先生赞誉有加：“你此举实乃善举啊！”
2012年12月，北京东城沙滩